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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2666-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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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的家在西城。根据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这个区域犯罪频繁。但是,利百加居住的小区和街道,只是显得穷一些,街道上并没有什么邪恶的影子。他把轿车停靠在姑娘家对面。她家院子里有个微型花园,有三个用竹竿和铁丝搭建的花架,摆满了种植着花草的花盆。利百加要她弟弟留在街上看守轿车。她家的房屋是木头的,走在地板上,发出一阵阵空洞的声音,好像下面有下水道,或者有密室。

出乎曼努埃尔的意料,姑娘的母亲和蔼可亲地迎接他,给他送上冷饮。母亲亲自一一把另外几个孩子介绍给曼努埃尔。利百加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大姐已经结婚,不住在家中。有个妹妹长得跟利百加一模一样,只是年轻一些,名叫克里斯提娜。家里的人都说,克里斯提娜是全家最聪明的人。小心谨慎地待了片刻后,曼努埃尔要求利百加一起去小区转转。二人出门后看见那男孩爬到轿车顶上,正在阅读动漫杂志,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大概是糖果吧。等他和她散步回来,那男孩还在车顶上,只是什么也没看。糖果已经吃完了。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让-克劳德再次捧上了《圣托马斯》。等曼努埃尔坐下,让-克劳德的目光从书本上移开,对曼努埃尔说书中还有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了。曼努埃尔哈哈一笑,不予置评。

“今天我跟阿玛尔菲塔诺在一起。”

让-克劳德认为,阿玛尔菲塔诺这位智利教授的精神崩溃了。让-克劳德邀请这位智利教授跟他一起在游泳池里潜泳。教授没带游泳衣,让-克劳德从服务台借了一件给他。看上去一切都好。可是当他入水后,发现阿玛尔菲塔诺教授一动不动,好像见到魔鬼似的,然后就沉入水下了。让-克劳德下潜之前,想起来教授曾经用双手捂住了嘴巴。不管怎样,教授丝毫没努力去游。幸亏,让-克劳德就在旁边,没费劲就潜入水下,把教授重新带回水面。后来,二人喝了一杯威士忌。阿玛尔菲塔诺解释说他好久没游泳了。

让-克劳德说:“我俩谈到了阿琴波尔迪。”

后来,教授穿上自己的衣服,归还了游泳衣就走了。

“你干了什么?”曼努埃尔问道。

“淋浴,穿衣,下楼吃饭,继续看书。”

丽兹在信中说,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像个突然被舞台灯光照耀得眼花缭乱的流浪女。那时,我并没有真正准备进入画廊看看。但是,埃德温·约翰的名字像磁铁一样吸引我。我靠近画廊门口,大门是玻璃的,里面有很多人,我看见身穿白制服的侍者缓缓走动,努力保持大托盘的平衡:上面摆满了装有香槟或者红酒的杯子。我决定等一等,便回对面的人行道上去了。渐渐地画廊里的人走光了。我认为可以进去的时候到了,至少看一部分回顾展。

当我跨过玻璃门后,感觉有点奇怪,好像从那一刻起看到或者感到的一切对我的后半辈子是至关重要的。我在一幅风景画前停住了脚步,是一幅英国萨里郡的风景,属于约翰早期的作品,看了以后我感觉忧伤,同时又温馨、深刻、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华丽,仿佛只有英国风景由英国画家画下来才会这样。忽然,我心里说,看看这幅画就足够了;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侍者,大概是饮食公司来画展上服务的最后一位人员,用托盘只端了一杯葡萄酒来到我身边,是专门为我斟好的。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仅仅送上一杯酒来。我冲他微微一笑,拿起了杯子。这时,我看见了画展的海报,它在另外一侧。海报上就是那张带有残手的作品,即约翰的代表作,上面用白色的数字标出了约翰的生卒年月。

丽兹在信中说,此前我不知道约翰已经逝世;一直以为约翰住在瑞士,生活在一家舒适的疯人院里,整天嘲笑自己,尤其是嘲笑我们。我记得那杯葡萄酒从我手中滑落到了地上。我记得一对男女很高很瘦,本来在看画,这时非常奇怪地瞅了我一眼,仿佛我是画家从前的情人,或者是刚刚获悉画家去世的一幅活人画作(而且尚未完成)。我知道离开画廊时没有回头看;知道自己走了好长时间,直到发觉我并没有哭泣,但是下雨了,浑身都湿了。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每天早晨,曼努埃尔都去利百加家。他把轿车停在她家对面,去喝咖啡,然后二话不说,把地毯放到后排座位上,拿出抹布开始擦车。假如他从前学过汽车修理,那肯定要打开车前盖,看看马达;可他一点也不懂机械;再说,这辆轿车的马达运转得很好啊。等到姑娘和她弟弟走出家门以后,曼努埃尔就为他俩拉开前门,什么话也不说,好像多年来一贯如此;然后,他从驾驶员的门上车,把抹布放进杂物箱,开车向手工艺品市场驶去。到目的地后,他帮助姐弟搭建摊位;完工后,他去附近一家餐厅买两杯咖啡和一瓶可口可乐回来。三人站在摊位旁边喝饮料,一面欣赏着别的摊位和四周殖民时期的建筑物,它们虽然矮小,但有气派。有时候,曼努埃尔也训斥姑娘的弟弟,告诉他上午喝可乐是坏习惯。可是那孩子(名叫爱乌罗西奥)笑一笑,不理睬他,因为他知道曼努埃尔的生气百分之九十是假装的。上午其余的时间,曼努埃尔消磨在一处花坛里,不走出那个小区,除去利百加居住的小区,那里是他在圣特莱莎惟一喜欢的地方;他在那里看地方报纸,喝咖啡,抽烟。有时,他去卫生间,照照镜子,心里想他的样子变了,像个贵族先生。有时心里说,我更年轻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曼努埃尔一回到旅馆总是看见让-克劳德在花坛里,或者游泳池边,或者躺在客厅的扶手椅上,重读《圣托马斯》或者《女盲人》或者《忘川女》,看来这些是让-克劳德带到墨西哥惟一的阿琴波尔迪作品。他问让-克劳德是不是准备以这三部作品为基础写文章或论文。让-克劳德的回答模棱两可。起初,他说想写;后来又说,不写,因为只有这三本就只好看这三本。曼努埃尔想把自己的书留几本给他,可是忽然发觉糟糕!他把藏在行李箱的阿琴波尔迪给忘记了。

丽兹在信中说,那天夜里我失眠了,心血来潮想给莫里尼打电话。可是,天太晚了,打搅他没礼貌,不慎重,荒唐地影响人家生活。但是,还是打了。我记得,拨完电话号码之后,我熄了灯,好像我在暗处,莫里尼就看不见我的面孔。我的电话肯定吓他一跳,他立刻拿起了话筒。

我说:“莫里尼,是我,丽兹啊。你听说没有?埃德温·约翰死了!”

莫里尼的声音从意大利都灵传过来了:“听说了。死了两个月了。”

我说:“可我今天晚上刚刚知道。”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莫里尼说道。

我问:“怎么死的啊?”

莫里尼说:“意外事故。他出门散步,打算画一幅疗养院附近的瀑布。他登上一块岩石,脚一滑,摔了下去。在五十米下方的峡谷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我说:“这不可能啊!”

“这完全可能。”莫里尼说。

“他独自出门散步吗?没人看护?”

莫里尼说:“他不是独自出门。有个女护士和疗养院一个结实的小伙子陪着他。那些小伙子能在一秒钟内制服一个发狂的疯子。”

听了这“发狂的疯子”说法,我第一次笑了。莫里尼在电话那一头也笑了,仅仅笑了一下,是跟我一起笑的。

我对莫里尼说:“那些体操运动员式的棒小伙,实际上叫做护工。”

他说:“那就是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男护工陪着他。约翰登上一块岩石,那小伙子也从后面上去了。女护士按照约翰的指示,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假装看书。于是,约翰开始用左手画画,此前他的左手已经练习得十分灵巧。画中的风景包括瀑布、群山、怪石、树林以及那位一心读书的女护士。就在那个时候,事故发生了。约翰从岩石上站起来,脚下一滑,尽管那小伙子努力去抓,约翰还是摔到悬崖下面去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丽兹在信中说,我俩长时间一句话没说,直到后来莫里尼打破沉默,问我在墨西哥过得怎么样。

“不好。”我说。

他没再多问。我听见他的呼吸声,是平缓的;他也听见了我的呼吸声,正在迅速平静下来。

“我明天再打给你吧。”

“行。”他说。但我俩都没敢立刻挂上电话。

那天夜里,我想到了埃德温·约翰,想到了他那只现在可能摆在回顾展上的手,那只疗养院护工没能抓住的手,因此没能阻止他落下悬崖,虽说坠崖一事就发生在眼前,好像一个根本与约翰真面目不沾边的谎言。而更为真实的是那幅瑞士风景画,那幅画你们见过,可我不知道,那上面有山脉、森林、彩石、瀑布、危险的峡谷和看书的女护士。

一天夜里,曼努埃尔带利百加出去跳舞。他俩到了圣特莱莎市中心一家歌舞厅。利百加从来没去过,但是女友们经常说这家歌厅的好话。二人喝着自由古巴,利百加告诉曼努埃尔,有两个姑娘一走出这家歌厅就被人绑架,不久就遇害了。她俩的尸体被扔到了沙漠里。

曼努埃尔觉得姑娘说杀手经常光顾歌厅可不是好兆头。送姑娘到她家门口的时候,他亲吻了她的嘴唇。利百加嘴里有酒味,面颊很冷。他问她是不是愿意做爱。她连连点头,但一言不发。二人从轿车的前排座位转移到后排,性交。速战速决。但做爱后,姑娘靠在他胸前,什么也没说。他长时间地抚摩着她的头发。夜风传来一阵阵化工制品的气味。曼努埃尔以为附近一定有造纸厂。他问了这个问题。可利百加说附近只有居民自己搭建的房屋和空地。

无论曼努埃尔什么钟点回到旅馆,总是看到让-克劳德在读书,在等着他回来。他想,让-克劳德在用这一姿态巩固二人的友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位法国朋友睡不着觉,失眠迫使他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读书到黎明。

有时,让-克劳德在游泳池边,身穿毛衫,或者披着浴巾,品着威士忌。有时,曼努埃尔发现让-克劳德待在一个有巨幅风景画的大厅里,画面上是边境风光,从画上立刻猜出画家没有来过边境,因为画风的灵活与和谐反映出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餐厅的侍者,包括夜班人员,很满意让-克劳德给的小费,极力为他服务周到。只要他一进门,侍者总要跟他嘘寒问暖。

有时,曼努埃尔去旅馆大厅寻找让-克劳德之前,会先去查查自己的电子邮箱,希望看到来自欧洲的信件,荷尔菲德的或是博希迈尔的,希望他们指明阿琴波尔迪的下落。随后,他去找让-克劳德;最后,二人静悄悄地上楼回到各自房间。

丽兹在信中写道,第二天,我开始打扫房间,整理案头纸张。我在预定的时间之前,就干完了清洁工作。下午,我一头钻进电影院;散场后,虽然心情平和了许多,但已经不记得影片的情节,也不记得里面的演员了。那天夜里,我和一位女朋友共进晚餐,然后早早上了床,可是直到十二点还没有入睡。上午一醒来,没有预先订票,我就去了机场,买了一张第一班飞往意大利的机票。我从伦敦飞到米兰,从米兰乘坐火车前往都灵。莫里尼为我开门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要留在都灵,请他决定我是去旅馆呢还是住在他家。他没回答我的问题,挪动轮椅,请我入内。我去卫生间洗脸。走出卫生间的时候,莫里尼已经烧好了茶,在一个蓝色盘子上放了三块糕点,送上来的时候赞不绝口。我尝了一块,味道好极了。像是希腊甜点,里面有蜜饯开心果和无花果。很快,我就吃光了三块糕点,喝了两杯热茶。与此同时,莫里尼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转身听我说话,时不时地提几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

我和莫里尼谈了好几个小时。我俩谈到了意大利的右翼势力,谈到欧洲法西斯主义抬头,谈到移民问题,谈到恐怖分子,谈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一边谈话,我的感觉越来越好。这很奇怪,因为这些话题比较压抑,直到我感觉累了,就又要了一块,就只一块神奇的糕点。这时,莫里尼看看手表,说饿了是很正常的,有比开心果更好的食物,因为他已经在都灵一家饭店预订了座位;他要带我去那里吃晚饭。

饭店位于花园中央,那里有长凳和石像。我记得我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他为我讲解石像的故事。有些石像来自神话故事,有些就是迷失在夜幕下的淳朴农民。花园里还有别的男女在散步;有时,我俩与他们擦肩而过;有时,仅仅看见他们的身影。吃饭的时候,莫里尼向我打听你俩。我说把阿琴波尔迪定位在墨西哥的线索是假的,有可能阿琴波尔迪根本就没去过墨西哥。我给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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