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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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开始查姓氏字母以T、U和V开头的人员。这一回，策勒可真的紧张起来了。他温和的声音没大变化，但是，说话和说话的方式变了：单词急切又断断续续地蹦出来，夜里嘟囔的话语变得无法克制。说话很快，好像有个失控的理由逼着他快说。汉斯几乎听不懂。策勒伸着脖子到汉斯跟前，一只胳膊撑着身子，絮絮叨叨地说起来，长吁短叹，想像着黑乎乎的圆形建筑层层叠叠形成一体的辉煌画面。
到了白天，事情发生了变化，策勒的形象又重新发出尊严和体面的光辉；虽然他除去跟国民突击队的老同志联络之外，几乎不找任何人；但是人人都尊敬他，都认为他是个正派人。但是，对汉斯来说（他可得忍受策勒夜间的东拉西扯），策勒的面孔逐渐显露出内心的伤痛，好像内心世界里截然对抗的力量在进行殊死的搏斗。那是些什么力量呢？汉斯不得而知，只是凭着直觉感到两股力量都来自同一个源泉：疯狂。一天夜里，策勒告诉汉斯：他不姓策勒，而是叫萨穆尔；因此理所当然地不该去接受下一次调查。
那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没有睡意。月光钻进了帐篷，好像沸腾的咖啡让用丝袜做的过滤袋过滤了一遍。
“我叫雷奥·萨穆尔。我跟你说过的事情有真有假。”假策勒在行军床上扭来扭去，好像浑身痒痒。“听说过我的名字吗？”
汉斯说：“没有。”
“孩子，没道理听说过。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名人，虽说你出门在外期间，我名声大作，像个恶性肿瘤，可如今我的名字出现在最不受怀疑的名单上。”萨穆尔用他那温柔和越来越快的德语说道，“当然，我没参加过国民突击队。可我打过仗。你别以为我没打过仗，像任何一个有种的德国人一样，我打过仗。但是在别的舞台上，不是军事战场，而是经济、政治战场。感谢上帝，我老婆没死。”说完他沉默起来。汉斯和他借此机会欣赏帐篷外面的月光，好像鸟翅膀或者鸟爪。他又说：“不错，我儿子是死了。可怜的孩子啊。他很聪明，喜欢体育和读书。对儿子还能要求什么呢！他办事认真，长得像体操运动员，很会读书。他死在库尔斯克。那个时候，我担任一个机构的副主任，负责为帝国提供劳工；主要的办公室设在距离总部不远的波兰村庄里。”
儿子牺牲的消息来了以后，我就不相信这场战争的意义了。更糟的是我妻子，她有精神错乱的苗头。我可不希望别人摊上我的处境。包括最凶恶的敌人。儿子风华正茂的时候死了；老婆经常患偏头疼；我那累人的工作需要付出最大努力和高度的聚精会神。但是，凭借我有条不紊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了。实际上，我是为了忘记不幸而工作的。总之，结果是我被提升为国家机关的主任。转眼之间，工作量增加了三倍。我不仅要给德国工厂提供劳动力，而且负责维持那个波兰地区的官场运转；那里总是下雨，是个我们打算日耳曼化的穷乡僻壤；天空每天都是灰色的，大地好像蒙上了一层煤烟；没有文明的娱乐方式；想想吧，连十岁的孩子都喝酒；可怜的孩子们啊，还很野蛮，就喜欢喝酒，还有就是玩足球。
有时，我从办公室的窗户看见孩子们在街道上踢一个布球，他们跑跳的样子非常可怜，因为血液里的酒精时时让他们摔跤或者踢不进该进的球。一句话，我不愿意打搅他们；比赛的结果常常是拳打脚踢混战一场。要么就是用酒瓶子朝着对方脑袋上猛抡。我从办公室里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知如何是好。天啊！如何消灭这场瘟疫啊！如何改善这些无辜儿童的处境啊！
坦率地说，我感觉孤独，非常孤独，非常、非常孤独。老婆是指望不上的，可怜的女人不离开她那黑暗的房间，除非是为了求我放她回德国，回巴伐利亚，到了那里她是可以跟妹妹团聚的。我儿子死了。我女儿住在慕尼黑，幸亏结了婚，可以不管我的问题了。工作成堆，我的同事们越来越拼命，精神快崩溃了。战事不顺利。再说，我对这场战争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于一个失去了自己儿子的人来说，他怎么能感兴趣呢！一句话，我的生活就在永久的乌云笼罩下度过。
这时又来了一道新命令：让我负责管理从希腊来的一批犹太人。我认为他们来自希腊。有可能是匈牙利的犹太人或者克罗地亚犹太人。但我不信，因为克罗地亚人他们自己就杀害自己的犹太人。也许是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就假设是希腊人吧。给我送来满满一列车希腊犹太人啊。交给我了！我丝毫没有接待他们的准备。这命令来得很突然，没有预先通知。我所在的机关是民事机构，非军事的，也不属于党卫军。我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我此前只给帝国的工厂派送外籍劳工。可我拿这些犹太人怎么办呢？我想，一句话，认命吧。一天早晨，我去火车站迎接他们。我拉上了地方警察局长以及最后时刻拉来的警察。从希腊开来的列车停在一条不用的支线上。一名军官让我在一份接收清单上签字，一共五百名犹太人，男人、妇女和孩子都有。随后，我向列车走去，那里的气味让人无法忍受。我不允许打开所有的车门。我想，里面可能已经变成了传染病灶。接着，我给一位朋友打电话。他帮助我联系上了一个管理犹太人集中营的家伙，地点在波兰的海乌姆诺。我说明了自己的问题，我问他对这些犹太人怎么处理。我得告诉你，在那座波兰村庄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只剩下了喝醉酒的孩子、喝醉酒的妇女以及整天追逐惨淡阳光的老人。海乌姆诺那人要我两天后给他打电话；他说，也许您不信，我也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谢过之后，我挂上了电话。我回到了铁路支线。那名军官和火车司机在等着我。我要请他俩吃早饭，咖啡、香肠、煎蛋和热面包。他俩的吃相跟猪一样。我不是。我脑海里在想别的事情。他俩告诉我必须卸车，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当天夜里返回欧洲南部。我看看他俩的表情，说会照办的。军官说可以指望他和他的押车队伍来卸车，条件是请车站职工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我说可以。
我们开始行动。一打开车门，车厢里的臭味让车站上打扫厕所的女工都皱鼻子。旅途中死了八个犹太人。那军官让幸存者们排队。个个脸色不好。我命令把他们带到一家废弃的皮革厂去。我吩咐一个手下的职员去面包房，买下所有的面包分给犹太人吃。告诉老板记在我的账上，快去办！接着，我回办公室处理其他紧急公务。到了中午，有人通知我，希腊列车已经开走了。我从窗户里看见那些喝醉酒的孩子们在玩球；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也喝过量了。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还给犹太人找了比较长期的安身之处。有个秘书建议给犹太人安排工作。我问他：去德国吗？他说：就在这里。这主意不坏。我吩咐给五十个犹太人分发扫把，每十人一队，让他们打扫我那座鬼村庄。接着，我去忙主要工作了，帝国几家工厂要我提供至少两千劳工；总部也来函要劳动力。我连着打电话：我说这里有五百犹太人可供支配。可他们都要波兰人或者意大利战俘。
要意大利战俘？我这辈子也没见过意大利战俘啊！所有能支配的波兰人，我都分发出去了呀。留下的仅仅够我所需。于是，再次给海乌姆诺那人打电话，再次问他，要不要我这里的希腊犹太人。
“既然是送到您那里的，肯定有原因。您就管起来吧。”一个响亮的声音回答我说。
我说：“可我没办过犹太人集中营呀。没有经验。”
那人说：“您负责管理他们。如果有疑问，就问问派送的人吧！”
我说：“尊敬的先生，派送的人，我估计在希腊呢。”
那人说：“问问柏林的希腊事务局吧。”
这样的回答真聪明！谢过之后，我挂了电话。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我在考虑给柏林打电话的利弊。忽然，街上出现了一队扫地的犹太人。喝醉酒的孩子们不玩足球了，纷纷上了人行道，站在那里看犹太人，好像他们是动物。犹太人起初只是望着地面，认真清扫。旁边有个警察负责监督他们。但是，有个犹太人——不过是个少年——抬头看看孩子们和那个皮球，正停在一个小无赖脚下一动不动。我想双方可能会赛一场。扫地的对抗喝醉的。可是，那警察对工作很负责任。不久，犹太人就走了。孩子们重新玩起了破球。
我也重新埋头公文。有一批土豆丢了，大约在我控制的地区和这批土豆的目的地——莱比锡之间的什么地方，我要处理一下。我命令调查此事。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卡车司机。我还处理过甜菜事件、胡萝卜事件，以及类似的仿冒咖啡事件。派人去叫村长。有个秘书拿着一张纸片，上面清楚地写明了土豆是通过铁路运输离开我所管辖地区的。土豆是使用马或牛或驴，有什么牲口就用什么牲口，就是没用卡车，拉到火车站的。本来是有一张装货单副本的，可是丢失了。我命令秘书：一定要找到副本。另外一个秘书带回来的消息是，村长病了，卧床休息呢。
我问：“严重吗？”
秘书说：“是感冒。”
我说：“让他起床，来见我！”
等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开始想自己可怜的老婆——她躺在床上，屋子里拉着窗帘；想到这里，我紧张起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因为要是我坐着不动，那有得脑血栓的危险。这时，我看见扫地的队伍再次出现在大街上——那里理所应当是干净的啊；时光在重复的感觉突然把我给吓瘫了。
但是，感谢上帝，这不是原来那批扫地的人。问题是他们彼此太像了。可是监管他们的警察换了。头一个警察又高又瘦，走路挺胸抬头。第二个又胖又矮，再说他已经大约六十岁，可看上去像七十的。那些玩足球的波兰孩子大概跟我的感觉一样，再次上了人行道，给犹太人让路。有个孩子冲着犹太人说了一句什么。我贴着窗户玻璃，估计那孩子是在骂犹太人。打开窗户，我叫那个警察。
我站在楼上喊道：“梅内特先生！梅内特先生！”
起初，那警察不知道是谁在叫他，脑袋转来转去，不知东南西北；这样子引得醉酒的孩子们哈哈大笑。
“这里，上面！梅内特先生！这里，上面！”
终于，警察看见我了，立正敬礼。犹太人停止干活，等候命令。所有醉酒的孩子们都望着我的窗户。
“梅内特先生，要是哪个小孩骂我的工人，您就开枪！”我声音很大，故意让大家都听见。
梅内特先生说：“没问题，阁下！”
我大声喊道：“听清楚没有？”
“很清楚，阁下。”
“随便开枪！随便开枪！明白吗？梅内特先生！”
“很明白，阁下。”
随后，我关上窗户，继续办公。宣传部来了一份通知，我看了还没五分钟，又一个秘书进来告诉我，面包已经交给犹太人了，但是不够分配。另外，在监督他们分发面包时，发现又死了两个人。我吃惊地重复道：死了两个犹太人？可他们都是自己走下列车的啊！秘书耸耸肩，说道：死了两个。
我说：“好啦，好啦，好啦。咱们生活在奇怪的年代，对吗？”
“是两个老人。”秘书说，“准确地说，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
“那面包呢？”我问。
秘书说：“不够分。”
我说：“总要解决一下的。”
秘书说：“试试吧。可今天不行了。明天吧。”
这口气让我感到非常不快。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我试着重新聚精会神到工作上来，可是不行。我走到窗前看看。醉酒的孩子们已经走了。我决定出去转转，冷空气会让我冷静下来，可以锻炼身体；其实，我真想回家，那里有暖和的壁炉，捧上一本好书可以消磨时光。出门前，我告诉女秘书：有急事就去车站酒吧找我。到了大街上，刚一拐过街角，就遇上了村长蒂佩尔基尔施先生。他正要去见我。他身穿大衣，裹着围巾，把鼻子都围住了，加上几件毛衣，让他显得特别臃肿。他解释说，此前不能来的原因是因为发烧到四十度。
我边走边说：别夸张！他在我身后说：您可以去问医生。走到火车站，我看见几个农民在等一辆从东边来的列车，是从总部辖区来的。他们告诉我：列车要晚点一个小时。都是坏消息。我和村长先生喝了一杯咖啡，其间一直在谈犹太人问题。村长双手捧着咖啡杯，说道：情况我都知道了。他的手很细、很白，血管纵横可见。
刹那间，我想到了基督的手。这手应该被描画。接着，我问他：咱们怎么办啊？村长说：把犹太人退回原处。他鼻子上挂着一线浠水。我指指他鼻子。他好像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