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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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胡适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评，毫不动气，雅量惊人。
王陆一系“三原才子”，于右任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奉安南京时，征哀词，应者数百，惟王的哀文膺选，受世人称赞。他后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秦晋监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为王立碑纪念，时值抗战国难，关中复又大旱，饥民载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悽惶，于右任对倡议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
林长民说：“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史沫特莱问杨虎城：“您认为中国有强大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说：“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强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瞿秋白与杨之华临别时，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日军占领青岛后，王统照困于上海，生活拮据，以至于靠典当度日。有人通知他：“你青岛的家已被日本人占了，但只要你回去做事，宅子自然可以还给你。”王统照拍案而起：“我决不做周作人第二！”
汪精卫离开重庆后，潘云超深为惋叹，但仍不相信他会投敌。汪从河内转途投敌后，潘怅恨不已，手书乐府古辞示人：“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惜才之意，仍是淋漓满纸。
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关系，很像《兴唐传》里的王伯当和李密。李密叛唐，伯当曾苦劝之，但李密不听，伯当便随他一起逃走，终于和他一起被杀。汪精卫最初要叛国时，陈公博苦苦谏争，汪不听。陈公博写信给朋友说：“并非不知其不可为，而是不忍汪先生之无助。”于是随汪投敌，汪死后，陈成为伪首，但坚持在衔前加一“代”字。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公博在日本写信给他一直坚决反对的敌人——蒋介石，表示愿意回来领罪。他在赴死前，还特地将一个小茶壶交给同在狱中的陈璧君，作为最后的馈赠。据说他临死时，神色不曾稍变。
陈璧君有俄国十二月党人之风，她与汪精卫并不认识，当汪精卫决定去刺杀摄政王时，她作为革命党人鼓励汪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就这样，她跟汪精卫睡了一晚。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随从皆被捕或被击毙，惟独不见了陈诚。现场负责的营长宋文梅十分惊惶，命令严密搜查，结果在西京招待所地下室的一个空啤酒箱里搜到了陈诚。宋拍了拍陈的肩膀，十分鄙夷地说：“军人嘛！怎么这么丢人！”杨虎城闻讯后训斥宋：“我们是政治行动，怎能有人格侮辱？”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张学良见逼蒋抗日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执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许多人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但张学良坚信蒋的人格，当他陪蒋到机场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两人，大仁大义，从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两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张再动了感情，坚持己见，于是一起登上了飞机。
陈垣读了启功的一篇作文后，大为青睐，遂推荐启功去辅仁中学教书，但被中学方面拒绝了，理由是“初中未毕业的人哪里教得了中学”，陈垣便直接聘请启功为辅仁大学的国文讲师。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鲁迅言：“博大的人，应与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苦痛相通；健康的神经，应该与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连。”
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很多学人到了美国，取得了洋功名，嗣后又申请“绿卡”，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几年，却从不申请此“卡”。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国，享年106岁。孔令仪称，宋美龄没有美国护照；她在美国及台湾没有任何房地产或其他贵重资产，仅留下12万美元。她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也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1943年12月，50岁的叶圣陶说：“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
梅贻琦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或者“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急颜愠色。由于他说话喜欢用“也许”、“或者”等语助词，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幅对联：“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毛泽东的自我评价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当然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刘节是陈的弟子，他奋然愿替陈上台挨斗，并说：“这是我的光荣！”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看他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1957年8月1日《自由中国》中发表殷海光的社论《反攻大陆问题》。文中说：“一个‘国家’的一切作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亡’，全力以赴？”殷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恐怖的环境中，竟然敢向所谓的“基本国策”挑战，真是很不简单！
1967年，在京西宾馆的军委扩大会议中，面对江青的嚣张跋扈，叶剑英怒不可遏，猛拍桌子，竟然震断自己的掌骨。此人一向儒雅自持，江青亦为之惊愕不已。
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文革”中，洪辛几遭没顶之灾，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来了个“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加上荒唐的编造，叫做“双料特务”，这些自然以后都澄清了，他什么也不是。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说：“反正迟早要推翻的。”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1967年元月，《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胡风在四川服刑，有人让他揭露周扬，为胡拒绝。胡风对自己的论敌周扬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哪里是讲文艺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居然评起周扬来了！”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动，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梁漱溟对批林批孔表态。于是81岁高龄的梁漱溟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