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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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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陈垣常对人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据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到: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周作人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
  又一次,粗心大意,写错字,老师骂他:“要细心,一个字不可轻轻放过。”
  再一次,他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老师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蔡东藩有语:“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蒙文通语与学生:“学问可以不做,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这是胡小石先生告诫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话。王季思早年在东南大学受教于胡先生。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请胡先生审阅。论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平关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关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认为这一典故仅说明了前一句,而后句却未有着落,因而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季思先生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用《越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像的典故。
  陈中凡研读古书“审谛九事”:别真伪,识途径,明诂训,辨章句,考故实,通条理,知家法,察史实,知流别。
  陈望道说:“一个人,如果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学者气长到十分就会呆,才子气长到十分就会浮。”
  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顾随全集·序言》
  夏承焘先生还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个梦,谓其前身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视的还是后天的努力。他说:“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的成就、他的词学建树,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谟读书做学问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
  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上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
  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上的心情。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马建强:《钱穆是怎样做小学教师的》
  吴世昌先生说:“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要养成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
  吴世昌先生说:词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有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三十年代初,吴健雄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时,他的老师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经常向学生讲述居里夫人的种种轶事,从此吴健雄以居里夫人为偶像,数十年后,吴健雄被称作“中国的居里夫人”。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高僧大德净空老和尚回忆他当年跟方东美念书时候情景:
  我二十六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先生给我讲课的时候,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说:“学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文*冇*人-冇…书-屋-W-Γ-S-H-U)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四、为学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等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魏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姚学塽极为赞赏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为师,姚不允,辞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为你之师?”魏源道:“师学识渊博,又具极其宽容之治学之境,当为我之师。”姚说:“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计?”
  林纾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达致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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