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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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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许多留学生踊跃入盟。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锡山是同盟会争取的对象。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鲁迅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程德全曾在黑龙江协助办理外交事宜,当时俄国修筑北满铁路,在未知会中国官方的情况下,准备将火车开入中国。程德全便穿好官服,横卧在铁轨上,安静地等待火车的到来。俄国人为之气馁,于是停止开入火车。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极其成功的演说,成功宣传了中国军民独立抗战的伟大精神,虽为求援却正大光明,毫无乞怜之态。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他的演说令无数美国人倾倒,信件像雪片一样地飞到国会和政府,要求尽快支援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
  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伊藤博文问辜鸿铭:“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之世吗?”鸿铭笑道:“孔子之道,好比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而不变,决不会三三得八。日本若无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不过今天的数学倒是已经改良了,比如我国借款于贵国,本来是三三得九,不料止得三三得七;到了还款时,竟已是三三得十一。你以为如何呢?”伊藤博文大窘。
  1919年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索取山东特权的无理要求,顾维钧驳斥道:“西方有位圣人耶稣,他的死难之地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圣城,神圣不可侵犯!我国亦有圣人孔子,就连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山东正是孔子的故乡,因此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自然也不容侵犯!”举座为之颔首不已。
  1936年,连横以肝癌病逝前,适逢他的孙子出生。连横遗命道:“中日必有一战,台湾之回归祖国亦赖此战,若生男,则命‘连战’。”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宋美龄在抗战中数次亲临前线。在兰封、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中,她都勇敢地出现在炮火纷飞之中,不仅带来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且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将士担心她的安危,她则慷慨激昂地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最险的一次,是抗战初期前往上海劳军,她的汽车在越过阵地时被日本飞机投弹击中,汽车被炸翻,她肋骨折断、脊椎受伤,却顽强地坚持劳军使命。纵观古今中外的第一夫人,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呢?
  北大教授傅鹰说:“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惟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我不明白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蒋介石曾力主推迟对日作战,但经西安事变后,他既已承诺抗战,即义无反顾。他在庐山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见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张学良出于他的“领袖情结”,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出国考察,代蒋受过。张曾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统一中国的人。”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39年11月,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浙江奉化县偏僻的小镇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蒋闻母遇难,星夜兼程赶回溪口。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醒后嚎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在其母遇难处竖碑一座,蒋经国亲笔题写“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以后,蒋经国还写过“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的文章,以示复仇之志。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引用中国谚语“看人挑担不吃力”,她说:“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本身,且为全人类建设一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
  1946年初,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均同时被撤销,广东全省划入张发奎所辖,余部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先后脱离余汉谋掌握。余所部官兵都非常气愤,他不以为意地说:“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五十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奉调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曾因惨遭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刘派参谋处长符昭骞负责指导构筑工事任务。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事他和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作法!”
  卢作孚聪明绝顶。抗战期间,因为要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阳初的妻子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来读一点。半年之间,就能看英文报纸。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入川的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船只,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经过40多天奋战,终于将全部人员的物资设备抢运进川,该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秋原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写信,抗议“美国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赫尔利邀请他面谈,胡到了大使馆把赫尔利驳得体无完肤,赫氏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断他说:“如果大使先生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要告辞了!”赫恭敬送胡出门,说:“胡先生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胡答:“不对,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会或宴会上少见而已。”
  1940年宋庆龄自港抵渝,国民党当局开会欢迎。她在会上连连责问:“你们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总理遗教?信仰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现在你们这样违背三民主义,倒行逆施,抗战能胜利吗?”冯玉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龙潭虎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伟大!孙夫人真是女中尧舜!”
  林语堂《吾国吾民》自序中说:我堪能坦白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
  1948年,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一年后,他就职广东绥靖主任,回到广州激愤地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绝不陈兵边境,作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
  1949年春,解放军越过长江,很多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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