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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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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凶手,且发表公开声明:“尔等宁有第三颗子弹乎?我正在此!”
  萧军年轻时练过武功,且性如烈火,他和其他28位作家一直被批斗时,心中愤怒之极。他回忆自己之所以没有反抗,是因为看到跪在旁边的老舍,脸色煞白,额头流着血,这时他突然想到: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自己固然会死,其他28名作家也会随着自己被打死。他于是强压下反抗的冲动。
  瞿秋白刚被捕时没有暴露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当时上海的鲁迅等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就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瞿秋白得知临死的消息时,正在伏案书写绝笔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一位临场记者当日报道说,瞿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出中山公园,步行二华里多,至刑场,系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歌,《国际歌》是用俄语唱的。到达刑场后,瞿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张元勋回忆说:林昭走进接见室时,其脸色苍白而瘦削,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她。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赵登禹忠诚果敢,一生勤苦耐劳,慷慨好义,有燕赵豪杰的风度,生得体格魁梧臂力过人,传说他曾只手搏虎,所以绰号“打虎将”。七七事变,日寇进犯南苑,他躬冒战火,身先士卒,和顽敌死拼,我军士气为之大振。赵不幸身负重伤,士兵劝他离开火线,他含泪答说:“命在旦夕,你们不要管我。城内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说:‘忠孝不能兼全,万一不幸,她儿子为国死了,也是光荣,不用以我挂在心里!’”话说完,就与世长辞,年仅42岁。
  张自忠曾被国人诬为汉奸,因此他誓以一死自证清白。台儿庄战役前,他训话道:“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惟独我张自忠不能!我的冤枉,只有一拼到死,才能洗刷干净!”他又接受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采访,表示:“现在的军人,简单讲句话,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因为中国所以闹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的危机,团结御侮,敌寇绝不敢来侵犯。我们军人今天要想洗刷罪恶,完成对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
  张自忠死前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1938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殂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发出了“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他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1942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浏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4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1940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俞颂华离开重庆到香港。他说:“我们所珍重的是名节……名利身命,粪土而已!”香港沦陷后,他在友人的店中当管账员。在日机的轰炸下,他坦然地对朋友说:“吾人所重者,志节。身命土苴耳。今其试验时矣。”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曹聚仁说:“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并杀害于苏门答腊武古丁宜附近的荒野中。事实上,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一直受到日军的监视。职是之故,郁达夫对自己最终可能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每年岁者,例作遗言,以防不测”。
  顾准说:“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十七、绝命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写道:“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李鸿章逝世前说:“俄国在满洲扩展其势力,不妨袖手观之,因为日本必然不会漠视这个封豕长蛇般的敌人。时机一到,必起而相战。两虎相争,两败俱伤,我们就有可乘之机了,同时再借助欧美的力量谋求恢复,这便是我们的以毒攻毒之计。”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送梁启超到日本使馆,由于不懂日文,只好与日人笔谈。谭嗣同写道:“梁君甚有用,请保护之。”日人写道:“君亦应留此。”谭嗣同一笑置之。其时,梁启超面如土色,谭嗣同则意气洋洋,一如平日。事后有人问谭嗣同为何不一起留在日使馆,谭答道:“中国眼看就要被瓜分,我没有心再活下去了。”
  谭嗣同在牢房墙壁上的题诗写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他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前给妻子遗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临时政府会议期间患病,告假南归。2月25日去逝,临终之际大喊:“死后必须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记台湾啊!”
  罗振玉挽自己说: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1916年11月8日,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5岁,去世前口授蒋百里代写遗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的要求遭到拒绝,“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全国示威游行,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王国维早年负文名,有海宁四才子之目,然贫困不能自给,投身罗振玉所办之农报馆,屈尊做校对工作。一日,罗到馆办公甚早,听到王在朗读《庄子》,音节苍凉,不禁奇之。与之一谈之下,更是叹赏不已,遂收为弟子。两人后来一度交恶,但王投水自沉后,罗却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
  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弥留之际说:“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让邹韬奋等人悲痛至极,沈钧儒读了邹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慨然命笔,赋诗四首,最后两首曰:“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再写仍是这五个字,写完后,泪滴满纸。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7年初,于立忱回国后自缢身亡,绝命书曰:“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1940年,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决定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为此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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