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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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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江西南部和广东进行的一连串战役中,那些设法逃走并扬帆驶往更南地
区的海盗逐渐战死或被俘。在这些战役中,以前掌握在盗匪手中的许多地方
和许多人回到了帝国的控制之下。在这样一次对广东北部一伙盗匪的战役期
间,夺还的人有 80000 多。从 16 世纪初年起即为盗匪渊薮的广东、福建和江
西南部之间的多山地区又被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
到了 1567 年,海盗活动已不再是东南海滨的严重问题。对海外贸易的政
策仍然是一个争端,主要因为皇帝拒绝改变他的主张。但是,在他于 1567
年 1 月去世之后不久,福建巡抚就请求撤消海上贸易的禁令,建立海运关税
机构。由于严嵩的继任者大学士徐阶(1503—1583 年)的建议,这一请求被
批准。40 年以前开始的朝廷对海外贸易政策的争论终于结束。
在 1565 年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最初了解这个其他方面差一些的殖民
地可以作为与中国进行大量贸易的基地的同时,东南滨海地区意外地开放了
海外贸易。最先到这个群岛的舰队指挥官于 1569 年写道:“我们将得以和中
国贸易,从那里得到丝绸、瓷器、安息香、麝香,以及其他商品。”这种贸
易实际上始于 1573 年,当时有两艘西班牙大帆船——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
—装载着中国丝绸和瓷器回到阿卡普尔科。到了 1567 年,中国和美洲之间的
 



贸易关系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不间断地继续到了下一个世纪。①





























































① 1529 年,因为大学士杨一清抱怨内阁制敕机构的人员不足,挑选了一些庶吉士在翰林院培训,1532 年后
他们再次正式地被委以内阁职务。
 



严嵩之死


1560 年,严嵩已有 80 岁。他的心力和身体都已衰弱,不能再像他从前
那样勤恳地侍奉皇帝。一些年来皇帝的多数敕令事实上是由他的儿子严世蕃
草拟的,当他入值时,严世蕃陪伴着他。在严的妻子于 1561 年去世之后,他
的儿子必须在家里伺候他,这是严能够让他的儿子避免离开北京去照料他母
亲葬礼的唯一办法。这时戴孝的他的儿子不能再和他一道到皇城的西苑去侍
奉皇帝。严这时甚至不能看懂皇帝的手诏;他为了回奏,必须把皇帝的诏令
带回家中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常常喝醉或者干些其他放荡的事,因而什么
东西也不能及时准备。当皇帝派太监去催要答复时,严不得不自己起草点什
么,而他草拟的东西却被发现原来是不合格的。继续干这种工作,他的确是
太老了;他毕竟不是道教的神仙,而是一个有病的老人。他容易受到责难,
很快就倒了楣。
严嵩在内阁的副手大学士徐阶,最初是夏言在朝廷上推荐的,夏言于
1548 年被严嵩处死。徐阶和严嵩从来不和,在他于 1552 年成为大学士之后,
他努力削弱严在皇帝面前的有利地位,反对他的政策,提出相反的建议,暗
中指挥对严和他的代理人的弹劾活动。严怀疑徐以某种方式背地支持弹劾他
的各种企图,但他什么也不能证实。他有几次试图使徐被免职,但每次都失
败了。徐继续在政策问题上向皇帝提出建议,他终于被允许筹办不死药和草
药,这项工作以前是只交给严嵩的。
皇帝从未完全信任严嵩。他有时会干脆不理或拒绝严的建议,以便行使
他裁决事情的绝对权力。当严不能再侍奉他时,他开始寻找一个代替的人。
徐阶等待这个机会已有八年。他知道皇帝觉得严嵩已不再有用,知道他瞧不
上严的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就加深皇帝的不满。1562 年,他
亲自照管 1561 年 12 月焚毁的皇帝寝宫的重建工程。严嵩反对重建这座宫,
另外建议皇帝移居到上世纪 50 年代被废黜的英宗皇帝实际上被当作囚徒时
住过的另一座宫里去。皇帝拒绝考虑这个建议。他的宫只不过四个月便复原,
1562 年 6 月,在他重新定居以后不到两月时,严嵩便被免职。
在皇帝的知己和顾问陶仲文得病而于 1559 年从朝廷告退以后,他只好重
新挑选一个道教名家来指导扶乩仪式。他的新的扶乩者最初只是焚化交给他
的密封的问题,而皇帝很少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
去。扶乩者和送交包封的太监开始在焚化包封之前阅读所提的问题。他们因
而能够按照皇帝的意愿而占卜答案。
徐阶和这个扶乩者联合,开始攻击严嵩。在严被免职之前不久,他是一
连串扶乩所得答复中的话题。当皇帝按惯例询问帝国为什么没有治理好时,
他被告知,那是因为好人没被任用而不孝顺的人没有退职。问及谁孝顺和忠
诚,谁不孝顺不忠诚时,他被告知,徐阶忠诚而严嵩不忠诚。当这个答复随
后在别的占卜中得到证实时,皇帝变得非常不安。有关这件事的消息被一个
太监非正式地传给了一个御史,这个御史立即弹劾了严嵩的儿子。当严试图
代他的儿子说情时,皇帝指责了他。很明显,他已经不再受宠,他于 1562
年 6 月被迫去职。
皇帝这时信任徐阶。1560 年,当陶仲文和陆炳在几星期之内相继去世
时,皇帝失去了仅有的亲密伙伴。他把陶当作同等的人对待,把陆炳(陆在
 



1539 年救过他的命)当作兄弟对待。严嵩走了。只有徐阶仍然受宠。徐小心
谨慎,不立即攻击严嵩和他的党羽;他反而显得很和解。当 1562 年晚期接到
弹劾胡宗宪的奏疏时,皇帝说胡不是严党中人,而徐也没有催逼这个问题。
他不能冒险批评皇帝。过去每一次贬黜严嵩的尝试都因为上奏的人不能
把他们的批评限制在严嵩身上而失败了;他们常常也攻击了皇帝的某些政策
和决定。立太子的事已经搁置了 10 多年,而皇帝不想讨论这件事。可是上奏
的人认为不得不联系严嵩的罪恶而提出这个问题。皇帝有可能终于对上奏者
非常生气,以致他可能忽略他的奏疏的主旨,反而惩罚他。徐阶记住了这一
点。
1562 年,严世蕃在他父亲去职时,被谪戍瘴疠之地。他不前往他的戍地,
反而回到他在江西的祖居,他在那里开始招募一支大的卫队。1564 年 9 月,
在皇帝生日的时候,严嵩进呈一篇如何召鹤(道教神仙的使者)的文字,同
时请求允许他的儿子从戍地回来照顾他。这个请求被拒绝了。1564 年 12 月,
一个御史上奏说,严世蕃实际上住在江西,并且招募了 4000 多人。严世蕃和
他的同伙被控谋反,被捕,并被带到北京受审。
对严世蕃的最初的控告书,其中也指控他和几个官员的死有牵连,这几
个官员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被处决的。当有人把控告书的草稿给徐阶看时,徐
把有关谋反罪行的材料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删去了。皇帝立即批准了判决。他
长期以来就瞧不上严嵩的儿子。1565 年 4 月,严世蕃被处死,他的父亲被贬
为平民,严家的财产被没收。严嵩,一个在朝廷上无人可求的无家可归的人,
死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
 



皇帝的晚年


皇帝至少从 1560 年起就患失眠症(金石药中毒的一种症状)。他常常彻
夜工作,批阅奏疏和案卷。1564 年早期,徐阶请求皇帝选拔更多的大学士,
部分地是因为他不能独自处理工作。这时皇帝的情绪还常常容易波动,变得
时而抑郁,时而激怒。随侍他的太监只要可能就尽力顺着他。1564 年夏,他
们开始在他睡着时把桃子放进他的床里,过后告诉他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
神仙所赐。他很高兴。
到了 1565 年,他的脑力无疑减弱了。1566 年 3 月,他告诉徐阶他大病
了 14 个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强他的生命力。尽管他一再提出此事,
徐阶每次都劝阻他,认为在他当前的健康状况下,他经不起旅途的艰苦。1566
年 11 月以后没有颁布过手诏。皇帝挨过了两个月,1567 年 1 月 23 日,他的
健康状况恶化。他从他的西苑宫被移到他在紫禁城里的寝宫,正午前后死在
那里。
18 世纪的《明史》的编者们认为嘉靖皇帝是“中材之主”。明代史学家
谈迁(1594—1658 年)说,嘉靖皇帝比许多依靠道教的灵丹妙药追求长生的
汉、唐和宋的皇帝多少要好一些,但从整体来看并无区别。他作为君主的主
要缺点是常见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年)的评论适当地总结了这
种缺点:
君王工作的障碍多而且大:但最大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的意向。因为[泰西塔斯说]向对
立 的 一 方 行 使 意 志 力 , Sunt plerumque regum voluntates vehementes , et inter se
contrariae[君主的愿望多半是强烈而前后矛盾的],这在君王们是常见的。因为想左右结局但
却不容忍中庸,这是权力的误用。①




























① 例如,在 1533 年 9 月 13 日宣布的祝贺皇帝长子诞生的大赦中,大礼争论中反对过皇帝的官员们都被特
别排除在外。
 



16 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16 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
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
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
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
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
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
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
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
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
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
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1127—1279
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公
元前 1067—公元前 1065 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
治”。①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
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
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
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
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
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
证据。
到了 16 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
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
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
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
的情况在 1512、1531 和 1545 年增加了很多。①
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
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
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
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① 皇帝曾经于 1531 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① 参见本书第 4 章《永乐时期》。
 



第 9 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 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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