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刑大唐(风流大唐)续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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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石兴邦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到现在连文明形成的源头和基本模式都提不出一个科学的历史解释，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机遇。记者日前从中国社科院获悉，继“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后，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又一个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已经在最近通过论证，并有望于近期“尽快启动”。
“探源工程”将成为“里程碑”
中国社科院为启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而新近成立的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在谈及这一研究项目时说，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然而我们的古代文明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域，在怎样的环境中，通过怎样的历程而兴起的？我们的文明是如何体现普遍的历史规律又创造出自己的特点，从而影响传流于中国的整个历史的？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也有很大的社会效益。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文明探源工程的总协调人王巍说，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探讨其背景、契机及其演进规律，不仅对于复原中国古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世界文明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说，从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到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因此，开展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对于深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历程的认识是十分有用的。
这位学者强调，在国外学术界，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否认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中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开始计算。而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复原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对展现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纠正对我国古代文明存在的各种偏见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他表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文献中对于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目前，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因此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揭开千古之谜已到时机
权威专家们认为，目前，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对文明探源来说，现在是“应该解决，必须解决而且也是能够解决的绝好时机”。
李学勤指出，作为我国“九五”期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五年时间，多单位、多学科两百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已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并公布了阶段性成果。这为新世纪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开拓了一条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途径，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巍指出，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经七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夏商周时代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使我们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发展脉络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东北及西北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大量遗迹和遗物，使我们对夏王朝成立之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也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些都为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石兴邦等学者认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正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和诞生阶段。在全国几个重要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孕育中，已经发现了不少文明的因素和苗头，所以现在着手解决正是时机，并且是一个“很要紧的时期”。
社会科学将迎来“中国世纪”
根据研究项目总协调人、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的设想，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并非仅仅追溯古代文明要素的起源过程，而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契机、途径、过程及其特点上。具体地说有以下一些主要研究课题：
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系统搜索商之前各地区的文字及各种陶文的符号资料，研究它们同商代甲骨文的关系。探讨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文字所发挥的作用。
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
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代及夏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以探求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王巍指出，需要说明的是，该课题是开创性的研究。其具体方法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3000至2000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中国各地的人类基因作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与其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各地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特点、模式及其形成原因，从而达到探求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目的。
其他具体课题还包括：农业、畜牧业起源、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战争与文明起源、王权形成的关系；宗教信仰的起源、发展及其与文明起源的关系；各地的文化交流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系；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等。
专家指出，这一庞大学术工程的其他相关研究课题还包括：炎黄至尧舜禹时期古史传说整理、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研究，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等等近20个大的研究课题。如此庞大的研究课题，需要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的积极参与，齐心协力，他们表示期待加强与国内外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
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切知道完成这一庞大的研究项目需要多长时间，也许5年，也许10年或更长，但目前我们能知道的是国家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先期聘请了240多位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从而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地期待这一工程的顺利启动和圆满结束，期待令人激动的结论和一批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有人形容中华大地上的文明遗迹犹如“漫天星斗”，声称21世纪的社会科学将迎来“中国世纪”。如果〃文明探源工程〃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那么，新世纪最灿烂的星光将真的属于中国科学家们。
作品相关 唐朝科举与门荫制度及中国科举概述
科举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
常科
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秀才为最高科等，考试方略策，要求应举者熟悉经史，精通经世治国的方略，这对于缺少经史知识，醉心词华的唐初士子来说，是很难达到的，都不敢投考秀才科。永徽二年，遂被停废。明法、明书、明算考试专门学问，及第后从事专门工作，一般不能担任高级官吏，应举者也很少。士子所趋，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考试两部儒家经典。唐制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两经者一大一小，或两中经。同时还要兼习《孝经》、《论语》。唐初，明经是按照经的章疏试策。许多举子不读正经，只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抄录下来进行背诵。为了促使举子去读正经，高宗调露二年（公元六八○年）决定加试帖经。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的几个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帖经通过后，然后试策。儒家经典的背诵成为明经采取的先决条件。但这样一来，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情况更为严重。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七年）又规定，降低帖经及格的标准，改策问经义为口问大义十条，同时加试时务策三道。由于经业之人鲜能对策，亦不及文义，因此时务策和口问大义的考试，不过是走个形式，采取时仍以帖经的成续做为标准。明经继续沿着死记硬背的路，到了后来至天宝十二载时，帖经也恢复原来的及格标准。
进士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当时衡量策文的标准，是看文章的词华。这样就造成了许多举子不读经史，只读四策，不辨章句，也不练习作文，只在摹拟的策上下功夫。针对这种情况，高宗调露二年（公元六八○年）决定，进士和明经一样，加试帖经。永隆二年（四元六八一年）又规定，进士要加试杂文两首，合格者然后试策。进士科开始实行帖经、试杂文和对策三场考试的制度。杂文最初为士子所熟悉的箴、表、铭、赋之类，至天宝年间（公元七四二～七五六年）始专用诗、赋。由于当时社会风气重文学，同时，开元、天宝之际，当政的李林车也有意识地把进士科作为选拔文学之士的科目，因此，进士科继续沿着文学取士的道路前进，并且发展到以诗赋的好坏作为进士及第的主要标准。进士科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后，进士录取的标准才重新以策文成续为，而且衡量策文的标准，也变为主要是看策文的内容。常科的应举者有生徒和乡贡。
生徒主要是指国子监所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学生，以及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的皇亲、亲贵子孙。他们在学校学习两部儒家经典，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由馆监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另外有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县、州逐级考试合格，由州府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的，谓之乡贡。唐初以来，贡举的主持是由吏部考功司，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专掌。开元后、举子日益增多，许多高官子弟也参加科举考试。考功员外郎仅为从六品上阶，对于高官的嘱托，不第举子的喧讼，他都无力应付。考功贡院也已经应付不了日益烦杂的贡举事务。开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因为发生了举子顶撞考功员外郎李昂的事件，玄宗君臣认为员外郎权轻，而吏部长官诠选的任务又太重，于是改归礼部掌管，专令礼部侍郎一人知贡举，并设立贡院，作为办事机构；设置印信，作为权力凭据。上元（公元七六○～七六一年）后，有时亦委派中书省舍人或其它诸司四品清资官掌贡举，称为权知贡举。
制科
制科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举行的，名目很多。仅《唐会要》卷七十六〈制举〉所论从显庆三（公元六五八年）到大和二（公元八二八年），共有七十八科次。在安史之乱前，有些科目尽管类同，如高宗时先后有词赡文学科、词殚文律科、文学优赡科，武则天时先后有超拔群类、绝伦科，玄宗时有文史兼优、博学通以及武足安边、智谋将帅、军谋越众等科，但基本上没有重复。建中元年后，有些科目，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数典达于理人科等，就反复出现了。科目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统治者对人才的不同要求。应制举者可以有出身、有官职，也可以是既无出身，也无官职，并且可以连续应举。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应举者必须经过有关官员推荐，才能参加制举考试。直到玄宗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