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内幕-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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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从0。90坠落到0。20，如果你能在之前明白这个变化并能及时下注，一定会抓住富贵的尾巴。

谁能这样及时知道赛前、赛中最临场的战术、人员布置呢？球员当然是其中最便捷的一分子。但在休息室里，球员是根本没有办法打电话的。在一些关键比赛前，他们的手机早就被俱乐部收走了。但是，俱乐部对球员的监控当然不止是收手机这样简单。最终他们发现了一个极大的秘密，一名球员在开会后总是习惯上厕所，并且把门关得严严实实，每次都是一个标准的“大便时间”，然后才如释重负走了出来。当然，出来之前会伴有冲水的声音。

虽然这名球员来去厕所，手里都没有任何物品，但如此准时的肠胃功能也着实太可怕，除非肠胃也有一个闹钟，他最终还是引起了俱乐部官员的怀疑。

解决这个悬念有几个途径：俱乐部可以在厕所安装摄像头，如果运气可以，会看到这名球员可能根本不脱裤子就价值在了马桶盖上。但如果其他球员看到了摄像头呢？群体性恐慌？不信任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俱乐部当机立断，决定对厕所进行彻底清查。在执行之前，官员们决定赌上一把，如果这名球员真有晚清库兵偷银两的功夫，那他们也就忍了。不过以他在场上生龙活虎的样子，也不像是身体的某些部位能藏东西的样子。

这次彻底检查立刻发现了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厕所里能打开的地方也不多。揭开抽水马桶水箱的盖子，一个严严实实包裹在塑料袋里的手机，就像在商店柜台上一样完好无损。一瞬间，俱乐部官员们根本无须审理，直接在脑海里就上映了蒙太奇：每次开完会后，这名球员就会走进厕所，像《教父》里的迈克·考利昂那样，伸手在水箱附近，不同的是迈克拿出一把左轮手枪，而他拿出手机，发短信，下注，满面春风地离开。

已经无须问是何时投下了这颗“深水炸弹”了，这名球员很快就离开了球队。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球员现在是允许使用手机的。在朝鲜，手机当然算是奢侈物品。它不是在专卖店里买的，而是“单位”发的。令人惊奇的是，这名球员的俱乐部并没有公布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具体因为什么原因，外界根本不知道。就算是为了刚刚用上手机的朝鲜同行们着想吧。

让球员羡慕的是，甲A时代的手机用户们显得相对自由。尤其是俱乐部的官员，他们在球场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打给谁别人也不知道。霍顿进入四川队，一个司机也同时兼任了他的部分翻译工作。据称，他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此人为人随和热情，人缘极好，而且任何时候都保持冷静、从容。在霍顿执教的某场比赛之前，这名司机突然冲进场内，问一名记者要去一部手机，声称自己的手机没有电了。10分钟后，他归还手机时，打过的通话记录已经清除得干干净净。月底当这名记者打出通话详单时，却发现当时司机打的是一个后面是6连号的号码。霍顿离开后，这名司机就因为私自变卖了俱乐部的车辆入狱，此时才有人透露，他也赌球，并且和比较大的庄家保持联系。

我们显然不是第一个球员手机的聚焦者。过去的一些媒体报道，甚至对球员手机通讯录上的社交圈进行了分析。记者分析电话远比教练来得粗浅，毛剑卿喝酒被下放后，申花球员透露了更为可怕的事情，在一个客场后，几句球员发现自己的电话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连我们和谁发短信和打电话都要查，谁来保护我们的隐私？”

但球员对手机也确实太黏了。2007年5月26日晚上，青岛中能队选择翔鹏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武汉，参加中超比赛。飞行途中，乘务员发现一队员竟在飞机上使用手机，并引起了周围乘客不满，空中安全员对其进行制止，该球员坚持认为自己使用的是“高档手机”，有飞行模式。机上安全员立即通过塔台向武汉天河机场公安局报警。下飞机后，该球员立即被带到候机楼派出所。在警方的问讯中，这名球员透露自己的名字是史汉军，在当时的青岛中能足球队踢主力，他解释自己立刻关闭了手机，机场警方遂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后放行。

即便是再高级的手机，也无法收回那些已经按下了发送键的短信。对此，一名著名的国家队助理教练心知肚明。2006年中超联赛中，这名助理教练在给“其他人”发短信时，同时与任职俱乐部的总经理发短信。未几，俱乐部老总居然收到了一条明显是正在和赌球者互通有无的信息。消息的语气和陈述方式，根本不能用后来这名教练解释的“这就是其他人发给我的短信”来掩饰。原来这名助理教练发现了误发，并未再欠发送短信。良久，他给总经理打去一个电话探听口风，两人的对话云淡风轻，但其实老总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只是处于赛季即将结束的关头，考虑到对方本来就要离开俱乐部，不想再深究了。一名俱乐部高层在听完这个情节之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只相信，在他发现摁错的一瞬间，简直想要把手机活活掐死。”

》》》李振鸿活埋记

他被毒打和活埋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铁笼子里的熊咆哮着露出尖牙和血红舌头的情景，这里的球员如果不听话，时常会被带到这个熊笼子边，被喝问，你是想在外边待着，还是想进去跟它一起玩……

李振鸿看不到任何东西，呼吸有些困难，能够吸到鼻子里的空气带着浓重的泥土味，一股腥咸的液体流进嘴巴，他想抬手去擦，但手根本动弹不得，因为他半截身体被埋在泥土里。那些人还在不断铲着沙土，并威胁着：“你他妈老实点！”

半个小时前，李振鸿被人绑架出来，那些人从背后狠狠推了一把，他一个趔趄就摔在地上一个坑里，然后就感觉脸上全是扑面而来的沙土，因为怀疑他打假球，这些人就要活埋他，一边埋还一边要他承认。李振鸿宁死也不承认自己打过假球，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承认，这条命可能就不保了。四周一片漆黑，手腕一阵麻麻的疼痛提醒他，才想起刚才被带来的时候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从头上套下来的麻袋摩擦着伤口，每踉跄着走一步都很痛。

此时的李振鸿，惊恐远远超过疼痛，刚刚经历生死瞬间的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逃！只要有机会就坚决逃掉。

李振鸿不是《古惑仔》中的陈浩南或者山鸡，也不是《黑社会》中的大D和乐哥，他是中国内地一名普通的职业球员，2007年，他效力于长沙金德俱乐部。就是在这一年夏末秋初的一天，他险些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活埋，遭遇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只可能在电影中看到的情节。

关于李振鸿被活埋的所有具体细节，都是后来他自己对媒体讲述的，很多人无法相信他所描述的一切，纷纷质疑：“这个人脑子出毛病了吧？臆想症？”

无论李振鸿描述的细节是否绝对属实，在他“被活埋”的时间过了一周后，新加坡非常有影响力的《联合晚报》就刊登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文章，标题是“中超球星抵港爆料　逼认收钱打假球　禁锢毒打8小时”。第二天《联合早报》网站引用了这一文章：“中超联赛球队长沙金德队队长李振鸿近日抵达香港，声称上月24日遭数人禁锢于一间禁闭室内，被毒打8小时，逼其承认受贿在一场中超联赛中打假球，情形犹如严刑逼供。”——内心充满恐惧的李振鸿从长沙逃到了香港避难。

李振鸿，1979年出生，沈阳人。足协的报名表上登记为1985年出生，这绝不真实，因为李振鸿1990年便进入沈阳部队队，按报名年龄推算，当时他仅有5岁。1994年上调八一队。此后辗转至四川冠城、成都五牛、江苏舜天和沈阳金德。2004年效力江苏舜天期间，在客场负于青岛海利丰的比赛后，他被亲手引进他的主教练迟尚斌列入“内鬼”名单，随即被封杀。2006年，效力金德期间，在主场0比1负于武汉光谷的比赛中，对方的制胜球正是在他身边打进的，赛后，金德高层明确指出，李振鸿在“打假球”，开始埋下了双方后来关系恶化的引子。2007年8月18日，金德客场0比2负于绿城。在此之前的17轮联赛中，李振鸿作为球队队长和绝对主力上场15次，但之后再无出场记录。

9月17日，偷偷从香港返回的李振鸿，秘密接受了《足球》的采访。20多天前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事情，仍然像噩梦一样死死地纠缠着他，房间里稍微发出一点细微的响动，他都会下意识地扭头张望，像是一只惊弓之鸟。而复述那段经历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说到要紧处，他的脸上会不自禁地出现抽搐的表情。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8月24日晚上，也是在我们队去青岛打客场的前一天晚上，当时是晚上9点多钟，有人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出去，对方自称我们老板的司机，我没多想，就出去了。到了宿舍外，几个人把我带到了距离宿舍不远的一间平房内。进了房间他们将门锁上，然后说我打假球，我当时很诧异，马上申辩说我没有打假球，结果几个人冲我就是一顿殴打，打得我多处受伤，硬是逼我承认打假球了。看我态度很强硬，他们竟然拿出绳子捆住我的双手，再拿两条麻袋分别套住我的头和脚，把我抬到河边，说是要将我扔到河里去。我当时懵了，拼命想理清楚头绪，但脑子很乱，也很害怕，有些不真实的感觉，电影里的镜头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他们当时问我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没打假球，我问心无愧。”可能是没达到目的，他们又把我带回到了平房里。不知过了多久，我又被套进了麻袋里，这一次是把我抬到了一个事先挖好的土坑旁，一把将我扔进土坑里，接着我感到他们正用铁锨往坑里填土。虽然当时很害怕，可他们最后问我的时候，我还是坚持表白自己没有打假球，他们见我还不肯松口，将我弄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送回队里，当时已经是5点30分了。球队马上要去机场，那一轮中超联赛长沙金德队是去青岛打客场。球队临走前，特意留下一名队医陪我去了株洲人民医院，结果我头部缝了6针，还拍了CT以检查脑部是不是受到了挫伤。当时，俱乐部方面表示他们不知道此事，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因此我当时也没有报警。

我当时怕自己再一次遭到殴打，就先敷衍了他们。趁他们不注意，我偷偷打电话报了警。可警察来到门口后给我电话说，他们进不到院子里。

我本以为俱乐部会帮我把事情搞清楚，但我万万没有想到，9月7日，噩梦又一次降临，我又被带到了那个平房里。和上次一样，还是要我承认打了假球，并要求我把所谓打假球得到的200万元交出来。我辩解说，我没有打假球，也没有得到过200万元。他们又说，先交10万元，剩下的钱以后慢慢还。我当时怕自己再一次遭到殴打，就先敷衍了他们。趁他们不注意，我偷偷打电话报了警。可警察来到门口后给我电话说是进不到院子里。我一听急了，我说你们必须进来把我接出去，否则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警察接我出来时，还有几个人一直跟着来到了派出所。警方表示会调查此事，但我觉得，我的生命安全已经难有保障了，当时就想到，只有离开内地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最后在警方保护下我到了长沙，从长沙出来后，我又去了香港。我去香港也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也想通过他们的媒体把这件事给曝光。当时，香港记者在采访我的过程中曾给俱乐部领导打电话问我在哪，对方的回答是：“李振鸿在北京治病。”听见这样的回答，香港记者都有些啼笑皆非。香港记者还给株洲警方打了电话，对方的回答是由于我缺少法医鉴定，所以当时警方只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其他事情一时不好处理。确实，我所说的一切，自己当时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来。现在，队医也不敢站出来为我说话，他只是承认带我去了医院，但拒绝介绍有关病情。金德队的队友也不敢站出来为我说话，这些我都能理解，谁都不想给自己惹来麻烦。现在我只能说，我以全家人的性命来保证我说的都是真话。

李振鸿断断续续的回忆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之处，比如，为什么那些人毒打并活埋他，还要将他送回俱乐部？为什么李振鸿已经感到实施活埋他的人就来自金德俱乐部，还要在队中逗留至第二次遭毒打？为什么第二次被“绑架”，李振鸿能有打电话报警的机会？

不过，这件耸人听闻的“凶杀案”中竟有黑色幽默的成分：全国各地报纸疯狂转载这条新闻的同时，金德俱乐部，传说中施暴的一方，其实也一直在四处奔波，四处辟谣，一向温和敦厚的时任金德俱乐部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