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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燃灯者-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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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太好,又问我几时回来。我即告先生今年暑期放假即归探望先生,请他千万珍摄,耐心治疗,等我回来。先生说声好,便再无声音。这是和先生最后的接谈。放下电话,便告雪定下八月一日返京机票。
  二月底,胡平自美来电,说听到先生病重的消息,心里很着急,问我可有新消息。我告他前几日还与先生说话,胡平似稍放心,嘱我有消息尽快告他。并说已请嘉映代他去看望先生。三月八日,胡绩伟先生亲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告之自己大病终愈的经验。先生闻后甚受鼓舞。三月十一日,嘉映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回来后电话告我先生精神尚可,坐谈近两个小时,先生还忆及九五年在巴黎的日子。我听后稍安心,三月二十八日,家兄自美回国,与家 姐共往探视先生。因我与家兄长相相像,先生竟以为是我归国,惊问“你几时回来的”。家兄竟一时未敢道明真相,许久后才说我不是越胜,是越胜的哥哥。先生即送家兄文稿一册,并坚持要签上名字。但四月一日,病情急转之下,送北医三院诊治,不料一月中竟四次转院,进进出出,元气大伤。期间因插胃管引起胃出血,又加肺部感染,一度入住重症监护抢救室。五月二十二日,是嘉映父亲的追思之日,家姐前往途中接邦洛大姐电话,告今晨因医生反复“洗胃”,造成先生血压陡降,然后上一系列抢救措施。先生始终神智清醒,平静注视医生们的忙乱。在医生最后挪动头部时,突然闭目辞世。先生平静而绝然地走了,始终保持着哲人的尊严。
  五月二十六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先生生平介绍中说“一九八七年因故办理退休”,此话甚蹊跷。何谓“因故”?因何故?语焉不详。或许那些秘密档案终有大白天下的一日吧。北大校方无一人出席告别仪式。先生服务北大近六十年,育人无数,而校方竟吝于表达些微的谢意。蔡先生的学校已然变得如此缺乏起码的礼貌和教养。让我宽慰的是,我们哲学班的同学来了,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虽然离开先生已多年,仍知为先生执弟子礼。先生教过的孩子,仁义总是在的。
  八月返京,往朗润园先生故居,已是人去屋空,只剩先生翻过的那些书卷默默地看着我。往老山谒先生灵,对先生说,我来晚了,未及送您老人家。我想先生等我,而您终等不及,先自去了。见先生遗容,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知先生不怨我。后将《大悲咒》一卷奉于先生灵前,作永久的祈福。先生一定知道小子的心愿。
  此次回京,得空往故园祭扫先慈先严墓。事毕随北陵及姐弟览观五台,寻古刹清凉。山路蜿蜒二十余里,见岚气出岫,虬松挂崖,青霭苍苍,层层染绿。山中阴晴不定,骤雨突至,一片迷蒙,忽又骄阳扫雾,满谷黄金。有孤寺高居梁上,隐约疏钟回响。转一急弯,素石碑楼兀然矗立,乃入清凉界。昔阮嗣宗遇大人先生于苏门山,即此太行余脉。大人先生与之畅论天地玄黄,大道存废,后长啸而隐。嗣宗归而传之曰:“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
  清凉寺中庭有巨石如船,名“清凉石”,纵横十余尺,高丈余,重数十吨。石身苔藻斑驳,遍体纹理飞动,隐然有灵气,似远古高士化身。其沉稳坚厚,古意萧远,寂然独在,不正如辅成先生吗?先生远行已近百日,谁知其所终极?依先生心性,必会寻此清幽之地以避嚣尘,托体崇山而岿然静卧。有天风流荡,万籁谐响,巨木俯仰,群鹤环翔,又有幽泉濯之,云霞蔚之,丰草绣其锦缛,冷梅献其芳馥,伴朝暾夕曛,夜月晓星,闻晨钟暮鼓、梵呗法音。于千山万壑中得大自在,历万世而不坠,同日月而永光。
  呜呼先生!呜呼先生!
  二OO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完稿,十月六日改定于奥赛小城。
   忆宾雁宾雁,你已离开我们独自远行。时隔多日,我却依然沉默。不是思念你的哀痛令我不能开口,而是心里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壅滞在心间,竟不知如何说。去年为你八十华诞,苏炜来电话邀我写点什么。我答应了,但坐在桌前,却茫然不知如何下笔。近三十年交往的记忆如一道奔溪,从心间流过,想伸手留住它,却仅在纸上洒下点滴印象,而你这个人竟在这些杂乱的记忆中消失了。于是明白,你这个人不是轻易能写的。没有普鲁塔克,吉本式的巨笔,又怎能去描绘那些横空出世的人物。结果竟爽了约。
  自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你通话后,心中便有种不祥的预感。从话筒中传来你的声音,以往的浑厚已经变得沙哑,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深深喘气。我不敢和你说话,急催你不要讲话,只听我说。但你执拗地要说。谈起你的病情,一如既往地乐观,甚至谈到出现了腹水时,也仍安慰我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要挂断电话,你突然说“最近不要总打电话了,有事就通个消息”,之后还不忘问起张雪和盈盈,“噢,别忘了问她们母女好”。放下电话,我在黑暗中静坐良久。问自己,什么是“有事”?莫不是你内心中已经听到神的召唤?果然通话不到两周时间,你就再次入院,随后就永远离开了这个让人眷恋又厌恶的人世。
  西塞罗说过“那最具美德和最正直的灵魂可以直达天国”。宾雁,倘有天国在,你的灵魂必直入天庭。你终于离开行走一生的荆棘之路而得永恒的安息。这便是我们仅存的安慰。
  这是怎样的行走啊!虺蛇啮咬,飞沙掩埋,酷日烧灼;在高山荒漠中厉声呼喊而罕闻回音,却时遭虫豸的冷嘲;你想掘出一眼清泉,来浇灌一个民族饥渴的灵魂,却只见无涯流沙,干枯冷漠;你在暗夜中寻求光,它却隐匿着,吝于透出一丝微茫。你走在一条西西弗式的道路上,只有攀登没有到达,只有劳作没有收获。
  但你从不动摇。像古往今来一切大智慧的先知,你总在关注那些歌德所称的“公开的秘密”。在卡莱尔看来,这些“公开的秘密是那种展示给所有的人,却鲜有人能察觉”的“事物的真实本性 ”。九州之上又有多少这种“公开的秘密”。只因独夫沐猴而冠,便有动用国家暴力的宗教迫害。只因统治集团需要利益瓜分,便不惜毁家裂土。盛世喧嚣,淹没着苦难的哀声。政绩建设,上演着弑母的狂欢。权势者的腐败成为时尚标志,宣教者的伪善变作道德楷模。社会生活被治人者有意引向堕落,智慧的声音挡不住意识形态的蛮横。网络有思想警察殷勤照料,言论被宣传官员严加管束。没有个人尊严,它遭受着当权者的恣意羞辱。
  没有个人权利,它已经被一党全权代表,却不需任何授权。有谁不知这公开的秘密? 只因日常不得不与之相处便视而不见、见而不怪了。你却被它折磨得寝食难安,仿佛命运托付给你这个使命,“做一个公开秘密的揭示者”。而这正是先知的使命。每念此,我都被你的大勇所感动,却在心里悲叹先知的命运。这些勇者很少不是悲剧性的。
  如今,你离开我们已过半年。先人所说的“生前身后名”,其实早已于你无碍,只剩下亲人和朋友的思念真实而久远。宾雁,你上路时正是飞雪漫天,而今已是盛夏,万物欣欣。
   清晨,我行走在林中河畔,你的身影会浮现眼前。还是那条你所熟悉的林中路,我们曾在这条路上漫步倾谈。你在这里时,当是嫩竹初栽,眼下却已亭亭玉立,纤杨细柳亦成浓荫。人说,枝繁叶茂时最宜回忆,我奢想能记下我们近三十年交往的点滴,将这微薄的记忆之光奉献给你。或许它能陪伴你的英魂,度过寂寞的时光。为此,我祈求诗人羽翼的庇护:
  “我眼前所有的已自遥遥隐遁,那久已消逝的要为我呈现原型。”——《浮士德》
  一、苦寒的拂晓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北风》
  一九七八年,我去社科院哲学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工作。这是一个不公开发行的小刊物,目的在于更快地收集和反映全国各地的思想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是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来的任俊明女士。一天,编辑部在开例会,我的座位正对着门口,忽然门轻轻开了,进来一位身材高大魁伟的男子。他是来找任俊明的,看我们正开会,便轻轻一弯腰,对任说:“我过会儿再来”,就转身出去了。任女士回头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刘宾雁,毛泽东钦定的大右派,刚调到《哲学译丛》编辑部。”熟悉中共建国史的人,对刘宾雁这个名字恐怕不会不知。七六年“四五”运动期间,我曾和父亲争论过中共统治二十余年的是非功过,在谈到反右时,我还提起过他。刘宾雁在我心目中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驱,五七年蒙难,死活不知。今天突然出现在眼前,又和我在一个单位上班,让我惊奇又好奇,很想找他聊聊,问他几个藏在心中、长久不得解答的问题。
  当时我年少气盛,没想过严格说来我们是两代人了。为了找个和他搭话的由头,我特意去问任女士,他在找什么。任告诉我他在找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资料。我便请资料室刘青华先生帮我收集有关这个主题的目录。青华先生给了我一份东欧国家哲学界的论文目录,我拿上它去《译丛》办公室找宾雁。看到我手里有这么多他感兴趣的文章题目,他极高兴,连连谢我,反复说还是哲学所资料室资料全,让人大开眼界。我问他为何对东欧国家的哲学感兴趣?宾雁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解冻的苗头”。这话的深意我是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解冻”这个词却令我兴奋。
  从爱伦堡的《解冻》发表之后,这个词就为渴望自由的心灵所向往。它使我们俩人的对话立即顺畅起来。宾雁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毛头小子如此坦诚,颇令我意外。想想他这一辈 子遭受的苦难吧。在这块土地上,他永远是敌人,伴随他的总是监控、告密、批斗、凌辱。
  二十几年下来,他竟对人毫无防范之心。我们一直聊着,一起去食堂打饭。通常中午休息时,宾雁会在译丛办公室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铺块毯子就在这桌上小睡片刻。但那天宾雁没有睡午觉。自那时起,我们常常一起下班,骑车沿南北小街回家,一路交流各种政治信息,谈论最近读的书,想的问题,永远有说不完的话。到东四十条分手,我往左拐回锣鼓巷,宾雁往右拐回三里屯。冬天刮西北风时,看他费力地逆风而行,努力躬着身子蹬车,寒风吹散他已经花白的头发,骑出几十米必定回过头来再招招手。我心中感动,认定这是个今生今世的朋友。其实我比宾雁小近三十岁,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正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首先吸引我的是阿多尔诺的音乐哲学,因为觉得他对十二音体系的论述太政治化而转读马尔库塞的美学心理学批判。看到宾雁对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有兴趣,我便把马尔库塞的成名作《苏联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他。宾雁读书极快,几天后就把书还给我,说这书很有价值,应该翻译出来。并对我说,其实他最感兴趣的是南斯拉夫哲学界实践派的思想,读了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他一再提醒我应该去读马尔科维奇。我不熟悉这个人,宾雁告诉我,他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当作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七八年初,异化问题在国内哲学界还很少有人关注,宾雁却已经注意到这个概念对瓦解现存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异化是确立人道主义的基本概念。宾雁思想之敏锐,视野之开阔,让我吃惊。有趣的是,宾雁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时,用的是“新左派”这个词,给我印象极深。宾雁是做事认真的人,几天以后,他就复印了一篇马尔科维奇的长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要我读,说他正考虑编一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想收入这篇文章,要我读完之后把它译出来。真巧,我从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读社会批判理论,宾雁从东方的南斯拉夫实践派读社会批判理论,竟是殊途同归。现在回想在七十年代末,“社会批判”这个概念为何如此吸引我们?更确切地说,为何宾雁会对之如此着迷?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以后现代社会为批判对象的。但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马尔库塞所使用的 Establishment(现存权势集团)完全可以拿来指称专制集团。所谓“单维人”的概念也可指极权社会中受压抑的个人。特别是无压抑文明的概念,对于无往不在枷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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