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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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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严重影响了自身稳定,无暇北顾,特别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地处南京上游的世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马士英、阮大铖明白要扼制住拥立潞藩的暗流,必须援引江北四镇兵力作后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弘光朝廷迟迟未能北上进取,同东林-复社党人的兴风作浪有密切的关系。左良玉不久后的兴兵东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顺军作战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侧”的旗帜却同某些东林-复社党人所造舆论一脉相承。

【六 睢州之变】

而这时的弘光皇帝正沉溺于酒色,只可惜霓裳之曲未终,鼙鼓之声已起。满清豫亲王多铎破西安后,立即分军南下。

多铎大军必须经过河南。当时河南还是南明属地,巡按御史陈潜夫保奏汝宁宿将刘洪起为统领,号召两河义军,以便阻截清兵。但马士英不许,反召回陈潜夫。清兵长驱河上,如入无人之境。

『注:刘洪起是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史可法一直是“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一厢情愿地想要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虏通好”的如意算盘遭到清方断然拒绝,史可法这才说“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

史可法听说多铎大军南下后,于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初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

高杰出师时,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信中说:“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谨赍金币,稍抒微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万一,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闯逆、报国仇为亟。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成凶悖,贵国所恶也;本朝抵死欲报大仇,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祈贵国之垂鉴也。”

高杰信中一再表达的“会师剿闯”显然是史可法的意图,以“分道入秦”夹攻大顺军向满清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如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谈里给自己增添一点筹码。可是,满清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经确定,根本不愿考虑联合南明的问题了。

高杰在四镇中兵力最强,一直是满清争取的重点人物,豪格立即在回信中再次招降,而对“合兵剿闯”则不予理会。全信如下:“肃王致书高大将军,钦差官远来,知有投诚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复。”

高杰凶悍桀骜,为江南士绅不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

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正月初十日,高杰同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带领军队来到睢州。但镇守该地的总兵许定国已经秘密同清方勾结,并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儿子许尔安、许尔吉送往黄河北岸清军营中充当人质。

许定国与高杰从前有仇隙。当高杰还是李自成部下的时候,曾经率军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不过是一个强盗。两人因此互相忌恨。

当许定国听说高杰前来,惶恐不安,立即派人渡河,请求豪格出兵支援。豪格说,“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

高杰大军随即进抵睢州,许定国进退失据,这使他更加恐慌。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敌不过高杰,耽心脱不了身,再次派人请求豪格火速来援。豪格仍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

豪格是皇太极长子,性格暴躁,勇猛冒进,此刻正受多尔衮排挤压制,憋着一肚子火气。但他却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罕有的持重,充分证明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西进追击李自成后,满清在整个东部(包括山东、河南以及淮北)的兵力非常单薄。豪格自己的兵力有限,多铎大军尚未赶到,他不得不对冒险渡江援助许定国一事有所顾忌。

许定国遭到豪格再次拒绝后,只有横下心来铤而走险。他一面出城拜见高杰,假装恭敬;一面暗中策划对付办法。许定国向高杰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奏疏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一幅释然的样子,表示不会再计较。

其实高杰此时已经知道了许定国将儿子送入清营为人质的消息,但他仍然希望以大局为重,这是他一直受史可法熏陶感染的结果。为防止许定国率领部下把睢州地区献给满清,高杰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

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里大摆筵席,名义上是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睢州城,以防变生意外。高杰一介武夫,为人憨直,自以为兵多势重,许定国决不敢轻举妄动。为了表示笼络许定国的诚意,高杰特意只带了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只可惜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越其杰、陈潜夫陪同高杰前往。

许定国事先埋伏下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发,高杰手无兵器,力战被擒。许定国恨恨地说:“三日来,受汝屈辱已尽,今定何如?”高杰丝毫不惧,大笑说:“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于是被杀。

高杰随行的兵卒全部遇害,越其杰、陈潜夫惊惶失措,逃出睢州。

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高杰部众随即对睢州城内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这就是“睢州之变”。

许定国已经抢先率部渡河北去,此时多铎大军已与豪格会聚一处,当时清军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整个部队的叛变和加入,满清的兵力立即增加了四倍。

史可法在半路听到高杰死讯,大哭说:“中原不可复为矣!”于是回师徐州。而扬州百姓听说高杰被杀后,酌酒争相庆贺。

这是史可法在关键时刻的重大失误。高杰作为一军主帅遭暗算,但他部下的实力并没有多大损失。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也应利用许定国逃往黄河以北,清军无力南下的时机,稳定河南局势。可是,他在高杰遇害后却失魂丧魄,仓皇逃回徐州。

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回到徐州后,史可法又继续充当了老媒婆的角色。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时人嘲笑说:“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的绰号),闯仔不和谐(黄得功绰号黄闯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指邢夫人),亏杀老媒婆(指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

高杰妻子邢夫人带着儿子高元爵请恤,弘光皇帝命高杰所部将士仍听邢夫人统辖。史可法与诸将会盟,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邢夫人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高元爵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高杰为人虽然骄暴淫毒,但他对明朝仍旧有拥立之心,而且死前“进取意甚锐”,很有进击清军的决心。高杰之死对整个南明格局影响很大,高杰的部队因此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而其他三镇将领依旧怨恨高杰,并且不再听史可法号令,加上南京马士英担心史可法权力太高,大搞政治阴谋,将史可法的部分军队从扬州调走,南明守住黄河防线的希望几乎已经破灭。

【七 左良玉与柳敬亭】

就在多铎大军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不得不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这一段我们在后面再提。

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有读过书,也不大识字。他初于辽东从军,自崇祯十二年在玛瑙山战胜张献忠之后,声名大振,从此开始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牵就。

弘光登极的时候,左良玉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又比较强大,弘光政权不得不讨好地封他为宁南侯。弘光皇帝朱由崧登极诏书颁发到武昌时,左良玉开初不愿承认,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然而,他的跋扈自雄却比在崇祯时期更加明显了。

由于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马士英会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镇拥立的,左良玉没有参预,算不上定策功臣。陈子龙记载,“上之立也,不与推戴,心常怏怏。既专制荆楚,益桀骜”。朝廷对马士英的信赖,视四镇如骄子,都引起了左良玉的反感。

左良玉所谓的“清君侧”,正好发生在1645年三月。当时李自成失去西北,在满清阿济格军队的追击下经陕西商洛、河南西部邓州一带进入了湖北襄阳地区。左良玉曾经有同李自成作战大败的经历。崇祯十五年,左良玉率师十余万挺进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为李自成大败,俘明军数万人。

左良玉早已经成为勇于虐民、怯于大战的大军阀,听说李自成有十几万人马南下,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又故伎重演,率部顺江东窜。当时南京正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闹得满城风雨,马士英、阮大铖的掌权又在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这就给左良玉提供了避战东下的借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临行之时,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左良玉从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设坛刑牲,与诸将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义,一时欣然附和”,逼勒袁继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

袁继咸认为“皇太子”真伪未定,密谕“不知何人传来”,正言厉色道:“先帝之旧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负”,并且向诸将下拜,请求他们“爱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谋陷太子,臣下所为,与今上无干。若爱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过虑?”随即拿出“誓文、檄文”给袁继咸看了一遍。

袁继咸回城后,命部将坚守九江,不准左兵进城。不料部将张世勋已经同左部将领私下勾结,夜间纵火焚烧全城,顿时大乱起来,袁部诸将不能存身,劈门而出,同左军合营;左良玉部兵乘势入城杀掳淫掠。袁继咸于绝望当中准备一死了之。左良玉派部将张应元把他掳入舟中,袁继咸一再投水自尽,都被救起。左良玉竭力向他表达自己并没有推翻弘光帝的意思,要袁继咸一道东下“调护兵将”;监军李犹龙也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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