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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传习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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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博学而详说之”,目的在于融会贯通后返归简约。如果没有返归简约的说法,那么“博学详说”到底是为了什么?

舜好问好察,就是用中正平和使其心至精至纯达到天理的境界。道心就是良知。君子学习,什么时候离开过践行、抛弃过辩论呢?但是从事践行和辩论,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正是致其本心的良知,而并非像后世学者只把空谈作为知,把知和行分成了两件事,从而产生了节目有先有后的说法。

【解读】

在阳明看来,能够致吾本心之良知,事事物物便可各得其理,这就是知行合一之功。按照“知行合一”的体用关系来认识日常事情,那么人的一切行为,如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慎思、温故知新等都是知行合一的,绝非两截功夫。

第12章 拔本塞源之论

【原典】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辞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历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历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历之心,而行幽、历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用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皆像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唯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唯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

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唯以此为教,而学者唯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唯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学校之中,唯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育之愿,唯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

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唯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抚回以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戏谑跳踉,聘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词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

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于谁与望乎?

【译文】

你信中说:“杨朱、墨子的义与仁,乡愿的近乎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流放与杀伐,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这些事烦琐而无从考证,又怎么分辨与学习呢?更何况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不曾考察识别,假使国家要建造明堂、设立学校、制定历法乐律、进行封禅大典,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论语集注》中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这句话可以称得上是定论了。”

你信中提到的杨朱、墨翟、乡愿、唐尧、虞舜、子之、商汤、周武、项羽、姬旦、王莽、曹操之间的分别,与之前所说的“虞舜的不告而娶”“姬发的不葬而伐”的论说,大致是类似的。对于古今事变的疑问,前面在说良知时,已经用规矩尺度做过比喻,此处不再重述。至于建造明堂、设立学校等事,似乎不能不说,可这话说起来就太长了,暂且就你信中提到的来谈一下吧,你的疑惑就会少些了。

明堂、学校的规制,始见于《吕氏春秋》的《月令》章,后来汉朝大儒们的训疏。《六经》《四书》之中都没有详细记载。难道吕不韦、汉儒们的学问都要高于三代的圣贤们吗?齐宣王的时候,周天子的明堂还没有被损毁,这说明就算是幽王、厉王的时代,周的明堂应该都安然无恙。尧舜的时候,大家住的用的都是茅屋、土桌椅,明堂的规制还没有呢,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很好地治理天下。幽王、厉王在位的时候,是沿袭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明堂,却也没有防止得了天下大乱,什么道理呢?这不正表明:用仁爱之心推行仁政,那么即使是茅屋和土台阶,也可以作为明堂;而以幽厉的心性,行幽厉般的专政,就算是有明堂,那明堂也是个施暴政的地方。汉武帝曾经与臣子们谈论过立明堂的事,武则天曾毁了乾元殿而修建明堂,他们的治乱情形如何呀?天子所设的学校叫辟雍,诸侯所设的学校叫做泮宫,都是因为周边的地形而起的名字。可是夏商周三代时学问的要点都是要人明白伦常,并不在意建筑的样子像不像璧环,是不是建造在水边。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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