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珍帝国-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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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里同汤姆？纽曼住在一起。


　　第三卷

　　5。一个教训（1971）（1）

　　整个1971年春天，维珍邮购公司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顾客，但在公司壮大的同时我们正在损失盈利，我们对所有的唱片给与折扣，还要花钱打电话定购唱片、付邮资、付钱给职员和商店，我们不能继续了。有时候我们的顾客假装他们没有收到唱片，所以我们不得不发出第2份唱片，经常还会第3份、第4份等等。总而言之，我们正在逐步损失金钱，不久以后我们就透支了1万5千英镑。
　　这个春天，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比利时的大订单，我去了出版这些唱片的唱片公司，没有交付在英国购买时必须交的零售税便购买了唱片。然后借了辆货车，驾车去多佛摆渡到法国，接着驶往比利时。在多佛盖过章的文件确认出口的唱片数，但是当我到加来时，海关要求我出示另一份文件，证明我不会在法国途中出售唱片。英国和法国政府对唱片都征收零售税，而比利时不。我没有这份官方信件，只能被迫摆渡回多佛，而唱片仍然压在货车里，它们仍是库存商品。
　　然而，当我驾车回伦敦时，我渐渐想到我现在满载着一货车表面上出过口的唱片，我甚至有海关的图章来证明，而法国海关不允许我通过的事实没人知道。我没有为这些唱片付过零售税，我可以利用邮购或者维珍商店销售它们，而相比较以前正规的进货途径，将大约多盈利5千英镑。像这样三两次，我们就可以还清债务。除了维珍音像负债1万5千英镑，我抵押了两万英镑的贷款将庄园和外屋改造成录音棚。这个计划如此完美无缺，尽管是一个犯罪计划，但是在此之前我经常触犯法规，那时我觉得就算我犯了错，我也不会被抓住，我还没满21岁，社会常规对我不起作用。精力充沛的最佳表现是我这时疯狂地爱上了克里斯蒂？托马斯，一个漂亮的美国女孩。
　　一天，我正在庄园里找我们的爱尔兰猎犬“私酒”，我走上楼沿着走廊打开所有的卧室们，大声叫唤：“私酒！私酒！”猛地推开一个小卧室的门，发现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女孩在换衣服，比起“私酒”，她更加吸引人，而且她一个人，只穿着旧紧身牛仔裤和黑色的乳罩。
　　“你现在看起来真漂亮，”我说，“多点衣服我会遗憾的。”
　　“你到处喊‘私酒’是指什么？”她问。
　　“‘私酒’是我的狗，一头爱尔兰猎狼犬。”我说。
　　令人遗憾的是，克里斯蒂穿上了件衬衣，但是我设法和她聊了大约1小时的天，她到英格兰来度暑假，认识了一个在庄园工作的音乐家，随他到这骑马。
　　我们驾驶不同的车回伦敦，克里斯蒂和她的音乐家男朋友一起，我独自一人。我一路尾随他们，希望能够再次相见，最终决定写封短信给她。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小纸片上飞快的写着，要她7点钟给我电话。一直等到阿克顿碰上红灯时，我跳出车，向他们跑过去，敲敲克里斯蒂的车窗，她把窗摇了下来。
　　“我来告个别，”我说，并弯下腰在她脸颊亲了一下，“回美国旅途愉快。”
　　我一边说，一边偷偷地把手伸进车内，当克里斯蒂的手和我的手交握时，把短信放进她的左手，还冲她的男朋友微笑，“希望唱片卖得好。”我对他说。
　　绿灯亮了，塞在后面的车开始按喇叭，我试图抓住克里斯蒂的目光，但是她直盯着前方，我跳回自己的车，驾车回到了“阿尔伯达”号。
　　我坐在电话机旁拒绝打一个电话，这一点也不像我。直到7点钟，电话响了，是克里斯蒂。
　　“你能走出电话亭，打个的士吗？”我问，“赶快过来看我，我住在一艘叫‘阿尔伯达’的游艇上，要出租车司机带你到小威尼斯沿河路，栅栏上有个小木门直通船道。
　　“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克里斯蒂说，“我10分钟后来看你。”
　　当克里斯蒂到来时，我在“阿尔伯达”号上开始了第2段狂热的爱情。
　　第二天早上，我又该踏上假装出口唱片去多佛的旅途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之前我已经去了3次，挣了1万两千英镑，最后一次旅途将带来足够的钱还掉我们的透支款项，然后我将放弃这种诡计，全神贯注到商业上。那天早上我又一次把唱片装上货车，准备去多佛，这次我比平时更随意，文件盖章后我甚至没有去渡口，仅仅开车在码头转了一圈就赶回伦敦了。我急着回到“阿尔伯达”号，那是1971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船道两旁的苹果树开花了。
　　克里斯蒂走了，我惊慌地打电话到她男朋友的公寓，当他接电话时，我装成了美国口音。
　　“我找克里斯蒂？托马斯小姐，”我说，“这里是美洲航空公司。”
　　“我马上让她接电话。”
　　“克里斯蒂，”我压低嗓门，“我是理查德，假装你在和一个旅行社通话，然后一旦你有空就回电话给我，去公用电话。”
　　“非常感谢，我会的。”克里斯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15分钟后，电话响了，是克里斯蒂。
　　“等我1分钟，”我告诉她。
　　“好了，埃迪，”我捂住话筒说，“该出发了。”
　　埃迪是负责装运唱片的司机，他立刻赶去克里斯蒂男朋友的公寓。
　　“克里斯蒂，”我说，“你电话是多少？电话要花些时间。”
　　我再打电话回去，我们谈了很久，我把自己能想到的故事都说了一遍，20分钟后埃迪从公寓回来，他把克里斯蒂所有的衣服装在一个手提箱里，并且告诉她的男朋友克里斯蒂搬过来和我住了。
　　“克里斯蒂，”我说，“你最好到我这来，我有些东西给你看，是你的东西。”
　　我拒绝说是什么东西，这引起了她的好奇，她来到了“阿尔伯达”号，向我告别，准备回美国。
　　当她抵达时，我举起她的手提箱，她试图抢过去，但是我打开箱子，她的衣服洒得满船
　　舱都是，然后我抱起她去了卧室。
　　克里斯蒂和我躺在床上的这天，海关国税局的官员正计划搜查维珍。我以前从没被搜查过，因为不止我一人逃税，许多大得多的唱片店也在逃税，他们的手段比我复杂多了。我仅仅把本该出口的唱片一部分放在牛津街的维珍唱片店销售，一部分囤积在下星期开张营业的利物浦新店中，而其他大店把这些非法“出口”的唱片在全国出售。
　　半夜里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警告我到欧洲大陆的“假旅途”已经引起了注意，海关国税局要搜查我，如果我到药店买个紫外线灯，把它照在我从百代唱片公司买的唱片上，我就会看到发往比利时的所有唱片的塑料薄膜上有一个发荧光的“E”，他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就会搜查我。当我致谢时，他告诉我帮助我的原因是我曾经劝阻一位打电话到学生咨询中心想自杀的人，那是他的一个朋友。我怀疑他是一位海关官员。
　　我立刻打电话给尼克和托尼，冲出去在药店买了两个日光灯，我们在南码头路碰头，从货架上拉出唱片检查。可怕的事实出现了：我们从百代唱片公司购买的发往比利时的所有唱片，其塑料薄膜上都有一个发荧光的“E”。我们从库房里把一堆堆唱片搬上货车，但我们犯了一个该死的错误：假设海关国税局官员只会搜查南码头路的仓库。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唱片运送到牛津街的店里，把他们放在唱片架上，我们不知道海关国税局官员有比警察更大的紧急搜查的权力。我采取了同教堂委员会来阿尔比恩大街检查时差不多的态度：这是一场较大的游戏而已。清晨之前我们已经把全部有“E”的唱片放在牛津街的店里，库存则用合法的唱片代替。
　　克里斯蒂和我第二天清早从“阿尔伯达”号动身去南码头路，想知道搜查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穿过圣玛丽医院旁的人行桥，到医院附近时，突然听到一声尖叫，一个人从天而落，掉在我们旁边的栏杆上。我瞥见一个老人苍白而又没刮过胡子的脸，他正撞上了栏杆，太恐怖了，他的身体看起来完全裂开，一大堆内脏掉在地上，红的白的，或者挂在栏杆上。他只穿着白色的睡袍，上面浸满血。克里斯蒂和我太震惊了，呆若木鸡。他肯定死了，头掉了，身体几乎分成两半。一个医院的护士从边门跑了出来，又有一些人跑出来将尸体盖上了白色的床单。克里斯蒂和我静静地站在那，很久才慢慢开始恢复正常的意识。
　　“你们还好吗？”护士问我们，“喝杯茶吗？”
　　我们摇摇头，继续上路，被深深地震骇了，这是我们关系开始后的又一次超现实主义事件。两天前，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偷偷将一封秘信塞到她的手中，我们在船上度过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夜晚；然后我从多佛驾车返回，设法偷盗了她的手提箱；接着花了一整夜处理唱片；现在有人又在我们面前自杀。我想克里斯蒂和我一样对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疯狂。
　　到达南码头路的库房，还没走到办公室就有人敲门，开门后是七八个穿橡胶雨衣的人。
　　“你是理查德？布兰森？”他们说，“我们是海关国税局，奉命检查你的仓库。”这些人同我原来期望的两个邋遢的小会计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强壮的大块头，让人害怕。当我带领他们看库房时，我的自信在慢慢消退。
　　“你的意思是你昨天才去过比利时，”他们有人说，“你不可能这么快。”
　　此时我正看着他们开始用紫外线灯检查所有的唱片，我试图将他的话一笑置之。当他们没发现任何有标记的唱片时，他们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对此我十分高兴，主动开始帮助他们检查所有的唱片，从架子上拿上拿下。
　　当我意识到他们还在同时搜查我在利物浦和牛津街的店铺，发现了成百上千的有标记的唱片时，已经太晚了。
　　“一切顺利，”一个官员放下电话，“他们已经找到了。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被捕了。和我们去多佛做份笔录。”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常常认为只有罪犯才被逮捕：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已成了罪犯，我偷税漏税。这不是我同海关国税局玩的大游戏，可以免除责任：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被指控违反了1952年海关国税法案的301款：“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东码头，你让一个官员递交了一份载货单，这是一份证明经由海关查验的文件，说明这一万张留声唱片用于出口，而事实恰恰相反……”
　　当晚我就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黑塑料床垫和一张旧毯子。斯托校长的第一个预言成真：我成了个囚犯！
　　那个晚上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当我躺在牢房里盯着天花板时，我觉得患了幽闭恐怖症。我喜欢对他人负责，更喜欢控制自己的命运。我喜欢违反常规，无论是学校规章或者是日常规矩，比如没有人能17岁编辑一份全国性的杂志，20岁我完全靠自己生活，遵循自己的直觉——但是呆在监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自由。
　　我发誓将再不做任何让我入狱的事情，或者任何让我引起麻烦的买卖。
　　此后维珍从事的各种的商业领域里，我曾经数次有行贿或者受贿的机会，但是我从未违反蹲在多佛监狱那晚自己的誓言。我的父母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名誉：你可能非常富有，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好名声你将不再快乐，在你的脑海中经常会有人们不信任你的念头。我以前从未认真考虑过好名声意味着什么，但是在狱中的那晚我明白了
　　。
　　第二天早上，妈妈在法庭上和我见面，因为我请不起律师，我申请法律援助。法官告诉我如果我申请法律援助，那么我不得不呆在监狱，因为我显然交不起3万英镑的保释金。维珍自己是没钱的，我们也就没法用它担保；庄园价值3万英镑，但是因为它主要是抵押所得，所以也不能作担保。我只有一堆债务，没一分钱。妈妈告诉法官她将提供她的家——农场作为担保，我对她的信任感激难言。我们在法庭上深深凝视对方，相对而泣。父母的信任我必将回报。
　　“你不必道歉，理查德，”在我们乘火车回伦敦的路上妈妈说，“我知道你得到了一个教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我们必须继续，昂首面对这一切。”
　　整个夏天我为自己给父母增加的负担羞愧不已。我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求同海关税务局谈判申请庭外和解。相对于费用高昂的法律官司，英国税务局更关心如何抽取更多的钱。
　　1971年8月18日，我同意立即交付1万5千英镑，并在接下来的3年中分期付掉4万5千英镑，整个罚金是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