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珍帝国-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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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扮得象个海盗，因为金男爵曾经这么叫我。他觉得我正在“抢劫”他的航线和在应
该属于英航的收入。我决定按照他的话，通过把维珍标志放在尾翼上来“绑架”协和飞机。我之所以这么打扮的原因之一是让摄影记者好拍照，登上报纸来推广维珍品牌。
1991年7月7日维珍开始在希斯罗机场飞进飞出。就像休曾经预言的那样，我们提供飞往肯尼迪机场、东京和洛杉矶的三条航线的销量增长了15％。7月14日英航的内部刊物《英航新闻》登出《维珍四处抢频段》的文章，再次抱怨说允许低价竞争者同他们竞争是多么不公平。接着7月16日，金男爵在英航的年度大会上宣布英航将停止给保守党的年度捐款。金男爵没有料到这恰恰泄漏出真相，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给保守党的捐款保证了他们的特权。一些评论家指出自1987年英航私有化以来所捐出的18万英镑曾帮助他们在交通部的听证会上获得同情。
实际上，英航不仅仅是捐款给保守党。这个夏天，我同一群下议院议员喝酒，听到其中两位聊他们的假日计划。“你见过你的旅行代理吗？”一个问。“不，我只是打电话让他们给我一张免费机票。”“谁是旅行代理？”我问。“当然是英航！”他们齐声回答。当金男爵停止捐款给保守党时，我希望事情对他们不利，也希望政府鼓励更多的竞争。英航年度大会后一天，英国内陆航空主席迈克尔？毕晓普爵士和我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祝贺英国政府放开了希斯罗机场并支持这项计划。
然而，1991年7月，希斯罗首航的兴奋劲过后，我们三年内都受到压制未能开辟新航线，直到1994年开始飞往香港的航线。总言之，这是一个航空公司攻击自己的弱小竞争者采取的最无情、最激烈、最狠毒的攻击之一。
第十三卷
25。告那个混蛋！（1991。10—1991。11）（1）
虽然我们签下了珍妮，但是我越来越担心西蒙对维珍唱片的投入。他已经不再发掘新人了，两年来维珍没有推出一个有影响的新乐队，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出新乐队是一家唱片公司动力所在。虽然我明白西蒙担忧如果维珍航空稍有不测，就会危及他在维珍唱片的股份，但是同样地，我也担心他对维珍唱片的不投入会损害我股份的价值。他的心不再在这项业务中了，看起来对他私人的项目更感兴趣。
维珍航空在同英航竞争中辛苦煎熬，为了给每次航班提供服务，我们的工程队伍不得不在希斯罗和盖特维克间一天跑三四次。如果一个机场的航班延误，就会大大影响另一个机场。威尔曾听说金男爵在四处骄傲地宣布“保卫希斯罗机场的战役已经取得胜利——维珍要倒闭了。”除此之外，英航正在悍然窃取我们的乘客。我们有两份报告说，英航曾打电话给一位在家的维珍航空乘客，企图说服他们改乘英航，我们的员工也亲眼目睹英航员工在终点站游说维珍航空的乘客改乘英航的飞机。夹在维珍航空和维珍唱片之间，我脚踏两只船。另外和这两家公司搅在一起的是罗伊德银行，因为罗伊德银行给维珍航空的贷款是由维珍唱片担保的，这也是西蒙担忧的症结所在。维珍航空的麻烦引发了维珍唱片的隐忧。整个夏天，西蒙、特雷弗、肯、罗伯特和我都在努力想出解决之道，虽然我的脑海中跳出过出售唱片公司的念头，但是有关维珍航空的谣言达到了高峰，我必须马上予以干预。
当我1984年创建维珍航空的决定违背了西蒙的愿望，我们的友谊再没有全然恢复。他认为我象疯子一样把我们辛苦建立的每件东西置于新的冒险中。他现在只想保护他的财产。他当然不希望眼睁睁看着它压宝在维珍航空上，他感到这这个维珍航空的价值已经被冬季价格战毁坏了。我们请教了投资银行专家约翰？索顿，希望他能指点迷津，最大化实现维珍唱片的价值。我宁愿部分出售这个公司来为维珍航空筹措资金，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显然西蒙对部分出售没什么兴趣，他打算售出整个公司，清楚了断。肯则告诉我，他不介意维珍集团的变化，无论怎样他都会一直留在公司。从某些方面说这使将公司出售的想法更容易考虑：肯会留下来，细心照顾员工和艺人。约翰？索顿列出可能的买主名单，整个夏季他都暗中调他们可能的报价。约翰也是索恩百代董事局主席科林爵士的顾问，很快我们发现索恩百代公司对收购维珍唱片非常有兴趣。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们同意出售，那么我将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维珍航空来度过寒冬，击退由英航发出的一连串攻击；但是如果我们卖掉它，就会卖掉用我们一生最美好的日子建立起来的宝贝。每位在维珍工作过的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那工作了超过10年。
我希望等到最后一刻再作打算，也许事情出现转机，但是由罗伊德银行为首的银行团一直迫使我们出售。约翰？霍布利已经取代西德尼？肖作为我们的账户主管，随着衰退的恶化，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纷纷倒闭，他开始将我们的贷款恶毒地从四千万英镑降到两千万英镑。虽然我们从未拖延过利息，但是他们变得越来越紧张。
“你看过这个吗？”周一早上威尔带来《财富》的新文章，所配的照片是我懒洋洋地躺在内克尔岛的轻便折叠躺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叫《天堂中的另类》的书，插图说明是：“维珍集团的创立者理查德？布兰森享受百万富翁的生活……在英国维珍群岛上！”
我很感兴趣地说：“我希望罗伊德银行看到这些。”“他们或许会看到，”威尔说，“但是他们会相信吗？”“这可是在报纸上，”我大笑，“这一定是真的！”
“布兰森的热气球会爆炸吗？”10月2日《卫报》的头条这样写道，整个商业版都在讨论我的债务，标题说：“在这个点石成金的人物背后是高额负债和利润低下的企业景象。”副标题则是“旋律优美但不是投资所需。”文中说“最近维珍公司的账目显示出令人担忧的景象，断断续续的现金流不能满足公司投资需要。” 这份文章简直无中生有，一般说来，当记者写报道时，即使是诽谤，他们也会联系我核查一些基本信息，但是《卫报》的这名记者从未联系过我。我看完这篇文章，很感害怕，这会激起其他报纸登载类似的文章。如果财经记者说维珍陷入如此的麻烦，银行家们就会把他们的金钱带回自己的保险箱。“因此维珍处于高度曝光下，”文章总结道，“与竞争对手相比，它非常弱小。它的主营业务非常不稳定，回购的影响和这个商业帝国的飞速膨胀让债务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布兰森的热气球看来正走在通往平流层的危险的道路上。虽然这个旅途让人兴奋，装饰花哨，但是布兰森先生的热气球旅程是任何后继的商人的不良范本。”这份文章击中了我们最脆弱之处，所有的账目暴露在灯光下。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或者《卫报》的读者会认为，理查德？布兰森正在快速下沉。
电话铃响起，其他的记者询问我的反应，我重复了威尔和我刚写的声明，重点声明这些数字事实上是不准确的，这份文章忽略了维珍唱片无形资产，也没有计算维珍航空飞机的价值。我预备那天下午五点飞往日本，没有许多时间来回应《卫报》，便开始飞速给编辑回信。我试图对这份文章不屑一顾：“在你们的文章《布兰森的热气球会爆炸吗？》中有许多不准确数字，如果你们的记者懂得在写之前采访过我的话，这些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由于我几分钟后就要去日本了，所以我不会伤害你们读者。然而，必须指出你们的错误，我们的利润并非“盲目投资”——它们翻了两倍！”我继续列出理由表明在归还完所有的债务后，我们所有公司的净资产大约有十亿英镑。威尔过来说：“不能仅仅写封信，你被一整版的文章攻击了，应该让他们给你一整版来自我防卫。”“可是他们决不会那么做。”“或许会。这会引起骚动，对《卫报》也有利，这比将这封信塞在最后一版无人看要好。”我们一起炮制了一整篇文章反驳《卫报》，当我抵达东京时，威尔打来了电话：“好了，我们拿到了半个版面，我把草稿传真给你。《卫报》认为我们会起诉他们，所以当我们只要求公开回应的权利时，他们乐得提供。”
我又打电话给特雷弗，问罗伊德银行如何评估这篇文章。“她们对此很放松，”他告诉我。当我给罗伊德银行打电话时，我知道了原因。“是的，我的确看了文章，”约翰？霍布利说，“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无论如何，我认识的人都不把《卫报》当回事儿。如果文章发表在《每日电讯》或者《金融时报》，事情会大不一样。”“现在，你对贷款做了什么决定？”我努力装作随便问问，好像我不怎么关心。“董事会已经批准了，”霍布利说，“我们有一个机制可以在你们的资产被出售前得到它们。”我放下电话，躺在旅馆的床上，闭上眼
睛，如果这篇文章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伦敦的反应大不一样，我们正在拼命重获信任，如果这样的文章刊登在《金融时报》上，银行会立刻收回自己的贷款，让维珍破产。
我在日本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这所大学要求我飞过去同学生见面，并建议我做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正式演讲。当我坐在1000名学生面前时，教授请他们提问，一开始几乎三分钟毫无动静，为了打破僵局，我鼓励说第一位提问的人可以获得两张去伦敦的豪华商务舱机票。50双手立刻举起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排山倒海的问题让我没歇过。
我也在京都为维珍大卖场寻找可能的地点，迈克和我坐上了从东京开往京都的火车，这种火车名叫“子弹头火车”，这种火车更像飞机：在上面可以听磁带，有乘务员服务，甚至还有自动贩卖机。“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的火车？”我很奇怪，草草记下有关日英两国的火车比较，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店址上。第二周回到伦敦，星期五的傍晚，《星期日电讯》交通版记者托比？海尔姆打电话给威尔，问如果政府将英国铁路私有化，维珍是否有兴趣经营火车，威尔过来问我。“我们会吗？”我反问。“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主意，”威尔说，“我喜爱火车，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免费提供食物和报纸，甚至维珍飞机舱内的服务。我们能直接在伦敦至曼彻斯特和伦敦至格拉斯哥两条路线上直接和英航竞争。”我们讨论的越多，越觉得它有意义。铁路一定是解决所有交通问题的方法之一，每一条新建的公路都会立刻堵车，驾车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简直是场噩梦。“告诉他我们会！”我盖棺定论。
于是，接下来《星期日电讯》的头条是“维珍要经营火车了”，并解释说维珍想获得东部的特许权，将和英国铁路建立合资公司。这成了那个星期的热点话题，也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维珍财务问题的关心，极佳地反驳了公众对我们的负面印象，它显示出我们更关心拓展我们的事业，而不是担忧我们的财务，总之大大缓解了我们的压力，记者们停止打听财务和假想的破产，开始对我们未来的大胆计划产生兴趣。星期一各色人等都打电话过来，包括西门子和通用，还有一名叫吉姆？史德的交通顾问。威尔立刻意识到吉姆是位行家。
我们登记了三个可能的公司名：“维珍铁路”、“维珍捷运”和“维珍快车”，委托史德用艺术家的感觉发展维珍的火车。虽然我们提醒他我们的预算是零，但是他奋勇向前，给我们联系了一个叫Electra的创业投资公司，他们同意提供两万英镑做可行性研究。有了商业计划和维珍火车的模型，特雷弗、威尔、吉姆和我等人同英国铁路等相关公司和部门举行了会议，讨论了维珍运营火车服务的可能性，但是英国铁路一点也不热心，他们的总裁约翰？威尔斯比反对任何形式的私有化，他把我们的建议看作得寸进尺的开端。在他走出会议室时，他向他的一个同事做了总结，而这些话不幸通过对讲机传遍了整个办公室，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决不会让那个笨蛋把他的商标放在我的火车上。”
10月21日的那个星期，我全都在赶赴LBC（伦敦广播公司）电台安琪拉？瑞彭的清晨广播节目。这项工作太麻烦，我必须早上五点起床，在黑暗中摸向LBC电台，从六点录音录到八点，然后才回家吃早饭。电台节目制片人电话邀请金男爵同我在电台争论维珍和英航现在的对立以及英航对我们各种措施。“告诉他，我们不准备降低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