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珍帝国-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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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飞机上装载了70箱香槟，刚好够8小时的旅行。我们演奏着麦当娜风靡一时的新歌《如同处女》和“文化俱乐部”、菲尔？科林斯的歌曲，人们则在过道里跳舞；放映影片《飞机》时，乘务员派送巧克力夹心雪糕，这成为维珍的一项传统。
在纽约纽瓦克机场，我才发现由于过于兴奋，我忘记带护照了，因此我几乎不能参加终点站的欢迎仪式。而且，好玩的是，乘务员们莫名其妙把餐具全扔掉了，我们不得不在所有的垃圾箱里东翻西找，找回餐具冲洗干净，放回飞机上。
接着我坐上了返程航班，这么多星期以来首次美美地睡了一觉，我梦见了爆炸的发动机、乘务员们直接用从垃圾箱捡来的盘子供应食物和抽着大麻的飞行员。
回到了伦敦，在家门口，一个看起来很不安的人坐在台阶上，是我在考茨银行的账户经理克里斯多佛？兰希布鲁克。我邀请他进屋，我疲惫不堪，他则坐立不安，告诉我考茨银行无法延长透支款，因此非常遗憾退掉我们任何透支超过300万英镑的支票。虽然我发脾气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是看着这个穿着兰细条纹套装、携带一尘不染的小黑皮箱的男人时，我感到热血沸腾，他站在那里，穿着闪闪发亮的褐色皮鞋，平静地告诉我将让整个维珍集团破产。我想到自三月以来我和维珍航空员工无数次通宵奋战，我想到新乘务员们为能在一家新起步
的航空公司飞行是如何高兴，我还想到我们同波音公司艰苦斗争而延长的谈判……如果支票被退还的事情传开，那么没有人会为这家航空公司提供任何东西，比如油料、食品和保养，也就没有乘客愿意搭乘我们的飞机。
“对不起，”他还在继续道歉时，我说，“你在我这不受欢迎，请你出去。”我拖住他的手臂，把他推了出去，当着他不知所措的脸，关上了门，走回客厅，倒在沙发上，流出了混合着疲惫、挫折和担心的泪水，然后我给肯打电话：“我们今天必须从海外尽可能多地弄钱过来，而且必须找到新的银行。”
我们海外唱片分公司在星期五打进了足够多的钱，补足了透支，考茨银行找不到理由来退还我们的支票，所以我们阻止了他们迫使维珍集团突然破产的阴谋，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维珍唱片那年会有1200万英镑的利润，接下来一年的盈利预测是2000万英镑，虽然我们已经是英国最大的私有公司之一，但是考茨银行仅仅因为我们透支30万英镑就准备把我们弄破产，让3000人失去工作，而不考虑在任何时间美国那边会送600万英镑过来。
考茨银行危机让我意识到需要强硬的财务专家来代替尼克，需要有人处理维珍唱片和维珍航空的财务，从现金流和债务中幸存下来的整个维珍集团生存得太危险了。80年代中期是伦敦市场兴旺时期，每家公司都将股票上市融资，进行再投资。我开始考虑或许那也是维珍前进的道路。
除了维珍唱片、维珍唱片店、维珍影视和新成立的维珍航空这四个主要业务外，维珍这棵大树下现在还有一大堆新的小公司，比如给工业区送食物的“顶级食品公司”、生产平价服装的“维珍成衣公司”、“维珍酒馆”和经营不动产“凡森财产公司”。这些林林总总的生意需要有人整合。
英国电影制作人大卫？普特兰把唐恩？克鲁宣克先生推荐给我们，他是位专业会计师，曾经在麦肯锡公司工作5年后，并曾任《周日时报》的总经理和皮尔森集团旗下《金融时代》的总经理。我的妹夫罗伯特曾经在同皮尔逊集团旗下的影片公司做生意时接触过他，但是西蒙对他一无所知。唐恩开始在维珍局促的办公室里上班，而且是维珍员工中第一个穿套装打领带的人，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奇怪。但有了唐恩作为总经理，维珍开始走上正轨，成为能吸引外界投资者的公司。
不久唐恩引进了特雷弗？阿伯特当财务总监，特雷弗曾经经营过音乐公司MAM工作过，他们不久就同银行举行会谈，重组我们的财务和集团内部架构。总体上，维珍的营业额在1984年将超过一亿英镑，每次唐恩和特雷弗见到我时都会对公司的运转大表惊异，集团里面没有计算机，没有库存管理，西蒙、肯、罗伯特和我决定投资时随心所欲，这些把他俩惊呆了。他俩来到恶鬼号见我们，陈述他们邀请一些外部投资者重组维珍的建议，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挑选出我们透支的业务。考茨银行和它的母公司威斯敏斯特国家银行曾经因为我们贷款额超过300万英镑就封杀我们，带着同一份资产负债表，唐恩和特雷弗去了另一家银行集团，达成了3000万英镑的透支业务。然后他们审查维珍集团的架构，决定关掉许多小公司，比如顶级食品公司和酒吧。他们把维珍集团分为音乐、零售和影视，后来又将维珍航空、维珍假日、天堂夜总会、屋顶花园夜总会和内克尔岛分成独立的私有公司。当时西蒙、特雷弗、肯和我都是33岁，唐恩大一点，罗伯特年轻一点，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决心要让维珍集团公开上市，从摇滚乐市场走向股票市场。
第八卷
15。“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1984…1986）（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挑战摩托艇和热气球纪录，既然我拥有了成功、金钱和家庭，不应该随意涉险，而应该享受我幸运地得到的一切。某一方面我完全同意，我热爱生活，我爱我的家庭，我害怕被杀死，让琼失去丈夫，让霍莉和山姆失去父亲；另一方面我内心有股力量让我尝试新的冒险，想要挑战极限。
如果说得更仔细，我会说我喜爱尽自己所能体验生活。我参加的那些身体上的冒险为我
的生活扩大了特别的范畴，这又增加了我从事商业的乐趣。如果我拒绝考虑跳伞、驾驶热气球以及驾船横渡大西洋，那么我的生活将会乏味。虽然我从未想过会在事故中丧生，但是如果说到死，也许那些脚踏实地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是对的，但是至少我尝试过。
除了实际进程令人兴奋外，我也喜欢准备的过程。当我们在为挑战做准备时，会形成很强的团队精神；如果是为了打破一项纪录，则不仅仅有技术上的挑战，更会强烈地感到爱国主义精神。过去经常就有许多英国探险家，最好的例子是探险南极的斯科特，我为追随他们的脚步而感到骄傲。
我参加的第一项挑战是为英国夺回蓝带奖。在维多利亚时代，蓝带奖授予最快穿越大西洋的汽船，1893年英国古纳德轮船公司拥有过蓝带奖，后来三艘德国船只夺取了蓝带，1906年古纳德利用铁路邮政的“露西塔尼亚号”再次得到了它，“露西塔尼亚号”1915年被德国潜水艇击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又赢回了蓝带，接着1933年一艘意大利船“雷克斯猫”号用每小时29英里的速度赢得了蓝带。为了庆祝这一成就，也为了表彰整个蓝带奖的竞争，一个英国船主也是议员的哈罗德？黑尔兹设置了“黑尔兹奖杯”，从那以后，“黑尔兹奖杯”和蓝带奖被一同授予。黑尔兹的规则只说把它颁给最快穿越大西洋的船只，同时定义大西洋为美洲海岸线上的安布罗斯灯塔到英国希利群岛的毕晓普灯塔之间的洋面；黑尔兹没有提到船的大小，只要它能运旅客，实际上那时候没有人想过小船有机会同大船竞争。赢得黑尔兹奖杯的下一艘船叫诺曼底号，这艘法国油轮在首航横渡大西洋时的平均速度是30英里。1952年，在大型客轮时代结束之前，美利坚号用3天10小时40分赢得了黑尔兹奖杯，放在美国商船博物馆。不幸的是，哈罗德？黑尔兹没有活着亲眼看到美利坚号，他竟在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船只事故中淹死了。当人们开始采用新的交通方式——飞机时，大型客轮的好日子过去了，每个人忘记了黑尔兹奖杯。
1980年，一名叫特德？托勒曼的摩托艇制造商决心复兴蓝带奖比赛，为英国夺回黑尔兹奖杯。为此，他必须建造一艘能在3天10小时40分之内横渡大西洋的船。美利坚号真是一艘令人难忘的船：她重达五万两千吨，需要24万马力来推动，创下的速度纪录也不平常：均速35。6英里（相当于每小时40英里）。和这艘有游泳池和大钢琴的客轮形成对比，特德计划制造的是一艘轻型双体船。
驾驶一艘小快艇穿越大洋非常危险，经不起风浪，从这点来说，大汽船更容易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乘风破浪。要是一艘小船，如果舵手判断失误， 30英里的速度会让船头冲入大浪里，沉没或者解体。
特德？托勒曼设计了65英尺长的双体船，并在1984年下水，美利坚号24万马力的发动机就像一座小教堂，而特德使用了两个两千马力的发动机，就可以让他的双体船在平静的水面上达到差不多50英里的速度。当然，用50英里的速度穿过一个平静的湖泊是一回事，在波浪起伏的大西洋上要达到那个速度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时速达到35英里就很幸运了。即使这样横渡时间仍然需要三到四天，挑战目标就是3天9小时到3天11小时。
1984年期间，特德的船预算超额，他想从我这儿得到航行的赞助费用，作为回报，我可以命名这艘船并和他一起进行挑战。当时英国没有多少那方面的奖杯，为英国赢回奖杯的想法立刻吸引了我，而且那时维珍航空刚开始飞行，我喜欢这个促销的机会，一次成功的横渡大西洋行动会吸引纽约和伦敦——我们唯一的两处目的地的公众注意力。
“你身体还好吗？”特德问我。
“不错，”
“那还不够，”特德说，“你需要健身，要连续三天被折磨的痛不欲生。”
于是我开始了一生中最精疲力尽的健身锻炼。
我们又找到埃索（Esso）石油寻求油料赞助，他们友好地同意并与我们共进午餐。
“非常感谢，”我真诚地说，“这会是一次伟大的航行，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为BP石油（埃索石油的主要竞争者）宣传。”虽然我听见每个人都吸了口冷气，但是我没有留意，继续兴奋地说：“我们会把补给艇上漆满BP石油的标志，大力宣传，没有人再会把你们同你们的老对手搞混淆……”
恰在这个时候，我望向对面的墙，注意到巨大的Esso标志，立马意识到我的错误。Esso的董事们象仇人般看着我，我扑倒在地板上，爬到桌子下面。“很抱歉，”我一边说一边开始吐唾沫给他们擦皮鞋。非同寻常的是，Esso继续赞助了这次航行。
经过了两个月的调整，我们最后准备就绪。琼怀第二胎差不多8个月了，我极度希望按时完成横渡，回来赶上孩子出生。但是我们在纽约停了3个星期，等待暴风雨天气过去。在那3周里，我不断地飞回伦敦陪伴琼，当他们告诉我准备起航时又飞回纽约，期间穿越大西洋8次，我觉得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我了解它。
暴风雨过去，我们可以起航了。琼告诉我她感觉很好，我应该走了，她的预产期还有两个星期。我们吼叫着离开了曼哈顿，向北进发，这艘“维珍大西洋挑战者号”与大客轮的重要区别是舒适。30年代的乘客们可以跳爵士舞，在甲板上掷圈环；而我们被绑在航空椅上，几乎不能说话，更不用说移动，风颠浪簸，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噪声和持续的回声，我们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
第一天快结束时，我收到一条无线电消息。
“理查德，”是在控制中心的佩妮，“琼在医院，她刚生下一个男婴，母子平安。”
虽然违背了我的誓言，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都高兴地大叫，船员史蒂夫？李奇开了一瓶香槟为琼和我的儿子干杯，酒水喷得到处都是，香槟冒着泡沫从我的牙缝里渗过，贯得我满口满喉。现在我必须加油去见琼、霍莉和我的儿子。
这次横渡本来可以顺利地打破纪录，我们撑过了地狱般的3天，扎扎实实航行了3000英里，每隔800英里就有3艘补给船，这些补给船十分巨大，就象摩天大楼一样罩着我们，接近它们也十分恐怖：我们距离大约30码时，它们向我们发射末端挂着浮标的渔叉，我们捞起浮标后，把连接的油管装上自己船的输油口，然后发出信号，燃料就被输入到船上。汽油味和翻滚的巨浪让我们反胃恶心，当我们趴到船边呕吐时，看起来要被燃料船的黑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