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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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但奏疏已拟，碍于面子，一时难以改变主意。郭嵩焘见他犹豫不决，又搬动其父曾麟书出面劝说。如此一来，曾国藩心头的所有疑虑涣然冰释——既可保全桑梓，又属遵循父命，可谓忠孝两全也。
明知时局难为，可曾国藩在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与文化使命感的驱使之下，满怀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与郭嵩焘一同赶往长沙，投笔从戎，踏上了兴办团练扑灭太平天国的漫漫征程。
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
咸丰帝当时下令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一百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在整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廷任命的全国团练大臣共计四十五人。也就是说，这四十五名团练大臣都拉起了各自的地方武装奔赴疆场，可影响最大、功绩最著者非曾国藩莫属。特别是战争后期，太平军最为强大而凶悍的敌人，就是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则在“人为”——他的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超越之处！
曾国藩在京任官十三年，不仅“饱更世故”，且视野自比一般人更为开阔，谋略也高于当时的普通政客，无论是看问题，还是做事情，往往能够抓住关键与核心所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他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不离家园、不离生产、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装改编为离开故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的职业兵，才有可能收到与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效果。在巡抚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将湖南各地的团练齐集长沙，改为官勇，统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军”的第一步设想。
第二步，便是“练勇为兵”，将仓促召集在一起的农民，练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军队。他认为一支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将领的选任至关重要：“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他规定的选将制度十分严格，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智略才识，坚忍耐劳。为此，曾国藩一反古代兵家论将、选将之法，大量提拔书生为将。曾国藩清醒地看到，太平天国砸碎孔家店的做法，实则将所有书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据有关资料统计，清末全国绅士约一百四十五万，能进入朝廷为官者约十五万。也就是说，那些闲居乡野的其余一百三十多万绅士，只要具有功名之心、血性之气者，都是可堪重用的封建卫道士，潜在的太平天国死敌。湘军将领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证的书生出身者占百分之五十八。曾国藩的练军之法，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戚继光的兵法精华：统兵在原籍亲自招募朴实的山野农民，在地缘血缘的基础上，采取“取具保结”法。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师生、同学等多重关系，湘军形成了一个上下隶属、盘根错节、连环相扣的网络结构。这个结构的落脚点与指向，就是全军上下，都得严格服从、死心塌地地效命于曾国藩一人。如此一来，湘军不仅体格健壮，吃苦耐劳，善于奔袭，且兵丁因有保结，易于清查，不敢变乱或临阵脱逃，万众一心，战斗力大大提高。在编制上，曾国藩仿效戚继光以营为基本单位核定兵员。练习的主要阵法，也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以及《握奇经》中的四面相应阵，后来的一字阵、二字阵、方地阵等。曾国藩反复强调技艺阵法之熟练：“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在纪律方面，曾国藩下决心改变过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强调义理教育，严肃军纪，并亲自创作了一首白话诗体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这首深入浅出、情趣盎然、琅琅上口的莲花闹歌词很长，结尾是“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此后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肯定从中吸取了一定的灵感与养料。作为一名以理学家身份练兵带兵的大臣，曾国藩十分注重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强调义理之法的作用：“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他常在官兵中进行训导，要求将领以父兄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应视将领为自己的父兄。每次训教后，兵丁们都万分感动，心潮澎湃，恨不得立时投入战场效命。领命出兵时，曾国藩又先声夺人地发表了一份亲拟的《讨粤匪檄》，声讨太平天国的不合国情与为害百姓，不仅使得湘军将士目标明确，同仇敌忾，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也在民间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收到了“一纸檄文，抵兵百万”之奇效。
曾国藩的远见卓识，还在于他初创陆师之后，又大力筹办水师。清廷固然也有水师，但久已废弛，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民船后，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太平军水营。奠都南京后，则完全控制了千里长江的水营权。有鉴于此，曾国藩认识到非创办一支力量强大的水师不可。可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真正伤透了脑筋。而没有水师，要想与太平军争雄，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而已。曾国藩硬是凭着一股韧劲，一步步顽强地施行自己的计划：先是购买钓钩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后奏请到一笔四万两的饷银设立制造总厂，自造战船；然后花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最终建立起一支拥有大小战船361艘，大小炮470门，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真可谓“赤地立军，别开生面”。
曾国藩识见高出他人，付诸行动时又有条不紊，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也就难怪他能够成其大业，达到他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了。
正如当初所料，曾国藩“出山”不久，便受到了来自包括同僚及最高统治者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制约、掣肘、猜疑、嘲讽与攻讦。
在长沙练勇时，曾国藩所带团练常与绿营官兵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一出“永顺兵事件”。一群绿营提标兵夜闯曾国藩行辕，枪伤其亲兵，他本人也险些中弹。事发之后，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既未对肇事的永顺兵进行处罚，也未对其首领鲍起豹予以弹劾。遭受惊吓与羞辱的曾国藩不仅没有奏报朝廷惩办凶手，反而劝阻欲提兵火并，为他报仇雪恨的部下。通过这一给他心灵极大创伤的事件，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绿营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要想成事，只有完全甩掉绿营另起炉灶。于是，他主动迁出长沙，移驻衡州，避开不必要的人事纠纷，一门心思埋头训练湘勇。
曾国藩有一句告诫自己的常用名谚，那就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在深沉而无言的压抑与忍受中，分明透出一股直薄云天的血性与豪气。
曾国藩一心一意训练湘勇，欲成就一番大业，可湖南的一帮官吏、同僚、士绅，却总想看他的笑话。曾国藩奉旨出师衡阳，初战不利，湖南官绅议论纷纷，一时间“群疑众谤”，有的骂他无用，有的主张解散湘勇。靖港之战，太平军以少胜多，打得湘勇溃不成军。曾国藩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下可就不是议论了，而是恶毒攻击，那些与他有隙的官吏，更是推波助澜，要求参劾曾国藩。幸而战局很快好转，塔齐布取得湘潭大捷，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曾国藩的“募勇成军”获得咸丰皇帝的支持，他才在湖南官场的明争暗斗中逐渐胜出，由弱转强，站稳脚跟。
湘勇挟湘潭完胜之勇，一鼓作气地将太平军逐出湖南，咸丰帝特赏曾国藩三品顶戴。然后，湘勇又沿江而下，出湖南，入湖北，向占据武汉的太平军发起总攻。这也象征着曾国藩统率的团练脱颖而出，由守卫故土的地方业余武装，成为一支超越八旗、绿营的能征善战、最具实力的职业军队。然而，这支实质上的正规军仍称为湘勇，直到七年之后曾国藩攻克安庆，清廷才在上谕中一改成例，直呼湘军，不得不承认早已存在的事实。
曾国藩攻克武昌，咸丰帝总算在困顿糜烂的局势与极度的悲观失望中生出复兴的希望，不禁大喜过望地说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任命他官至二品，署湖北巡抚，顶戴花翎。首席军机大臣祁隽藻乘机进言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一席话说得咸丰帝心惊肉跳，当即吓出一身冷汗。
曾国藩收到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正为自己替清廷出力卖命整整八年，好不容易才授了一个实职而感到欣慰，自己的谦辞奏疏还未到京，没想到咸丰帝已经改变主意降下新旨：“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置理湖北巡抚……”
曾国藩接旨，仿佛兜头被人泼了一瓢冷水，失望之余，犹有一种被人玩弄的羞辱。满人当权，对汉人处处设防，比如六部尚书，虽满汉各设一人，但握掌实权者非满人莫属。清圣祖康熙皇帝曾立下遗训，在宫中勒石立碑道：“谕满大臣知悉，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羁縻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而已。各部院满大臣等宜时至大内敬谨阅看此碑，不可懈怠。”
面对不可重用汉人的清廷祖制，曾国藩除了认命领受，再次“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又能怎样？
领兵在外，没有实权，仅受一兵部侍郎虚衔，曾国藩不仅地位身份十分尴尬，且“无土无财，无位无民”，在阿谀奉承、腐败黑暗的晚清官场，不禁时时受掣，事事遇阻。“第一不能干预民事”，“第二不能接见官员”，“第三不能联络绅士”，最为关键的是，湘军的饷银无法落实。依照成例，清廷对民间武装不给官饷。曾国藩自办团练以来，所有饷银都得自筹。随着队伍日渐扩大，活动范围也由湖南转入湖北、江西，以客军的身份与太平军作战。如果没有地方大吏支持，就难以筹集军饷。而没有军饷，湘军将不战自溃。作为清廷唯一倚靠的军事力量，曾国藩不得不寄人篱下，事事仰仗于人。在江西的时间一长，饷银难以到位，曾国藩只有自己聘用官员抽厘筹饷。这便侵犯了江西地方官员的利益，他们除了攻击谩骂外，自然要对曾国藩处处刁难，事事设防。长期处在夹缝之中如履薄冰的曾国藩，感到自己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窝囊了，一肚子苦水无处倾泻。
正在这时，他接到父亲曾麟书病逝噩耗，马上向朝廷奏报丁忧，陈请开缺。不待谕旨下达，便离军而去。一向谨小慎微的曾国藩，一则出于对父亲的孝敬，更主要是太过压抑急需发泄之故，竟犯了清廷之大忌，身负重任的领兵大臣自行委军而去，当从严治罪。幸而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上疏说情，才得以开脱：委军一事免于追究，准予三个月开缺假期，假满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
眼看三月假期将满，只要回想这些年来的艰辛磨难与掣肘羁縻，曾国藩心中就愤愤不平。一向韬光养晦、涵养深厚的他忍无可忍，不禁露出了少有的锋芒，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以替父守制三年相要挟，公然要官：“非位任巡抚，有察吏治权者，决不能以治军。”
谁知曾国藩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要挟，“出台”得不是时候，正赶上太平天国内讧后处于军事收缩与少有的低潮时期，咸丰帝以为撇开曾国藩，马上便可攻下天京。他本来就对汉人有所疑忌，此时更不可能授予曾国藩实权，便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在籍终制的请求。曾国藩以退为进，结果与本意大相径庭，不禁深感意外，更加苦闷惆怅。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要挟之举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与非议，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虚伪之徒，与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目相去甚远。处处碰壁，事与愿违，曾国藩忧心痛苦之余，不由得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他感到招讥引谤，实则咎由自取，怪只怪自己修养不够，常怀自命不凡之感，导致一叶障目，固执己见，一味蛮干。同时，也缺少超脱出世的潇洒，“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决心多从黄老之学中吸取养料，做到能屈能伸，能出能入，能沉能浮。
就在曾国藩守制反思之时，咸丰帝的日子并不好过。原以为荡灭太平天国指日可待，没想到离京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