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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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被称为合肥大兴集的地方，正是合肥钢铁厂的所在地。而它的周边，已与现代化的合肥市连为一体了。当年墓地一带的神龟模样的地势，已完全没了踪影。1958年，在全国一片大炼钢铁的口号声中，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李鸿章的遗骸也被人从墓地里挖出。据说，当年的李鸿章棺柩被打开的时候，这位晚清重臣全身裹着黄袍马褂，尸骨未腐，面色安详，栩栩如生。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李鸿章的尸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陪伴他游街，并且同时粉身碎骨的，是他的夫人赵小莲。
现在的李鸿章享堂是2004年才落成的，除了一些老碑石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新做的“古董”。漫步在李鸿章享堂的院落里，高高的围墙外，全是钢铁厂的高炉和车间。这样的情景真是命运的安排，当年一直倡导并且亲历亲为大办洋务炼钢铁的李鸿章，死后安睡在这样的地方，真可谓是冥冥之中的幽默。
值得一提的，在李鸿章死后两个月内，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又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从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剖析来看，这把手术刀可以说是刀刀犀利，准确异常。可以说，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了解，对中国一些痼症的了解，也到了非常透彻的程度。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经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写道：“在全世界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政府中，似乎没有比世袭君主制更容易遭人讥笑的了。父亲死后，整个国家便像一群羊一样，遗传给了对人类以及对他自己还全然一无所知、处于襁褓之中的儿子，而这时最英勇的军人和最明智的政治家，全得放弃他们对帝国的自然权利，来到皇子的摇篮之前双膝跪下，严肃地声称将对他绝对效忠。”李鸿章所面临的情况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正是如此，这样的环境和传统当然可以将一个英才平庸化，将人的创造力毁于无形，处于这样的机制中的所有人，都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英才。因为他在更多的程度上无力施展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无力改变历史。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2）
李鸿章的悲剧当然是他所处的体制与时代所造成的。可以说，这样的体制和时代根本无力支撑起蓬勃向上的力量，支撑不了健康的人心和思想，因为它本身是那样的孱弱、神经过敏、色厉内荏。李鸿章之所以遭受到最后的悲剧命运，从根本上来说，是李鸿章缺少可以依靠和支撑的根本力量——清政府不足以依靠，清国腐朽的制度不足以依靠，庞大而呆板的官僚阶层不足以依靠，孱弱的中国文化不足以依靠，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国民的力量同样不足以依靠。从习惯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一直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和反省。应该说，李鸿章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失败，是国民性的失败，而不是个人的失败。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昏庸或腐败，它的失败，应当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起承担。当政者当然是要承担责任的，但作为整个国家基础的国民，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也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中国政治向来是一种“保险丝”式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却如保险丝一样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清国国民面对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并不足以担负起抵抗和自强的重任，这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
一个确切的问题是——李鸿章对于中国文化看得透彻吗？或许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应该是很了解的，因为他本身浸淫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气味异常亲切。但实际上，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并不是真正了解。了解，是需要参照物的，只有基于对世界文明体系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说得上对某一种文明有着透彻的领悟。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李鸿章因为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所以他在认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现象中自然而然地缺乏真正的鉴别，从而缺乏真正的感悟和改变。尽管李鸿章愿意对中国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进西方技术，但他的改革却到底不是全面的，只限于教育和人事政策、军队的规模与训练，以及鼓励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术同洋人竞争。很明显，李鸿章没有涉及到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问题。面对那种陈旧的体制，李鸿章毕竟不是一个赌徒，而赌徒的意义在于，他是直接在跟命运掰手腕。要不成为千古风流，要不干脆遗臭万年。
李鸿章的悲剧，似乎就在于此？
李鸿章逝世后，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撰写了如下挽联：
太息其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的严复，也作挽联：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的意思最为明显——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那些唱高调的人又会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了。
李鸿章就这样陷入了时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评价都不为错，但所有的评价都不算完全正确。世间的情况总是如此，当评价脱口而出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有了致命的误差了；只有死神，才能解开一个人最暗处的秘密，而只有在理想胜利实现时，一个人内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当他每一次“出场”都招来耻辱和责难时，那种“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对他的重压是别人难以想像的。就他晚年来说，命运召唤他，一直只允许承担重任，承担耻辱，而不是让他欣喜；而当他咽下苦果之时，毫不留情地等待着他的，只是放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这样的内心悲情，也是要到终有一日东方之龙腾飞之时，才能释怀于天下的。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3）
只是我们自己，在对待这样的人物时，显得束手无策。中国的方块字在撰写自己的历史时，一直像是在编写唱本，那往往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一唱三叹；音韵，唱念，锣鼓，做打，一样都少不了；并且，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夺目。曹操是白脸，关公是红脸。白脸的永远奸，红脸的永远忠。然后，众多的观赏者一面呷着茶，一面嗑瓜子，亢奋的时候会大叫一声“好”。但这样的好与坏、奸与忠，与真实存在过的，早就隔着千山万水了。
李鸿章与中国的19世纪一道悲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整体上说，中国在19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又一出不断生发的悲剧，成了一次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的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它不仅仅造就的是中国人的痛苦，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旧文化为自卫而战，旧人物同样为自卫而战。它们缓慢地退却，始终处于劣势；悲壮，凄清，痛苦。灾难以无法阻挡的步伐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妄自尊大的观念、古老的皇权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和摧毁为止。这样的情景，就像贝托鲁奇导演的曾获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后的场景：古老的皇城之中，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夕阳映照下，一只蝈蝈从笼子里爬了出来，凄清地鸣叫，那是穿透数千年的绝响，也是新世纪将要到来的信号。
当海水淹没这一片土地之时，一座山，必定要从海水中升起。
后记（1）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100年中，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在这100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索，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和特性就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