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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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我们告别了热情挽留的友军，踏上了回延安的归途。于12日在罗峪口越过黄河天险回到陕甘宁边区佳县；又经吴堡、绥德、清涧、延川，予17返回延安。当我们进入延安留守兵团驻地时，受到了首长和指战员们的热情欢迎。肖劲光还特地将蒙古旗王送给他的一匹“千里藏针”骏马奖励给我。
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召开祝捷大会。杨尚昆主持并致词：由李宗贵同志率领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子弟兵，冲破日寇13道封锁线，闯过前人没有走过的五台山北侧，以超人的毅力越过天险，渡过沙河、滹沱河、清水河、汾河等急流险滩，巧度平汉、同浦铁路。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千方百计筹集的300万法币，一文不少的交到中央办公厅的金库，解决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这些英勇的行动都是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冒着随时会牺牲的危险完成的！让我们向1000多名指战员致以崇高的谢意！
我站起来致答词：我们能完成任务，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靠的是各抗日根据地首长的关怀和各友军全力以赴的支援，更直接靠的是留守兵团选派200多骨干带领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800多子弟兵，大家同心协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人民群众的掩护、支持下，才取得成功。一切胜利和荣誉归功于战无不胜的军队和人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奖励，只能更激励我永远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
借此机会，我应向大家讲清楚，在分配黄背包时我说这是“机密资料，要人包共存亡”。当时没有将实情告诉大家，是为了防范日伪特务发现这300万法币的动向。对外宣扬的一些假情况可能伤了同志们的心，但这样做，也是为了迷惑敌人，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最后，再次感谢杨主任亲自到晋西北去接我们。
会后中央用当时的最高标准招待我们1000多人。会餐是两荤两素一个鸡蛋汤。并奖励每人10元法币，相当于10块银元。有的同志不舍得花，作为终身难忘的纪念品保存起来。
6月19日，800多新兵分到留守兵团或中央机关工作。有的担任公务员、警卫员，有的当了秘书、医务人员、技术人员或泽电员。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还挑选了陈凯轩等5人从事文艺工作。警备五团挑中了李民轩为秘书。
这批新兵文化程度高，中学生占了60％；政治素质好，党团员占50％。对人民、对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工作认真、灵活、主动，而且身强力壮个头高，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都是忠诚勇敢的人。
历史证明了这批新兵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其中绝大多数后来成为我军的骨干，如担任师以上干部的就有200多人；担任营、团连干部的400多人。都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历史应永远记住他们。
●警备五团整顿
我在延安留守兵团住了3天后，肖劲光、莫文骅和我谈话，介绍了我走后17个月里，警备五团的情况：由于团长白志文调到留守兵团所办军事研究班学习，部队出现军民关系紧张、管理松懈，军阀作风、领导干部不团结、有人开小差等等现象。要我立即回部队搞好整顿，抓好部队的全面建设。
我于6月22日赶回延长县团部驻地，受到了党、政、军、民各界诚挚而又热情的欢迎。
我先用一周的时间进行多方了解。主动找军内外各方面人士促膝谈心，掌握了种种情况。如军民关系之所以紧张，主要由于地方不满军队侵占老百姓耕地、毁坏树林、打伤炼油厂工人、打死老百姓小孩等。军内不团结在于：因团的领导只剩下副职，工作中互相推诿，互相拆台，遇到问题议而不决甚至决而不行，造成部队管理稀松，出了许多违犯纪律现象。有的干部家属之间相互斗殴或插手部队工作，在军内外也造成很坏的影响，致使部队领导威信下降。
我决定先让团领导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消除隔阂，团结一致。然后请县委书记白清江、县长谭生彬等地方有关同志来部队参加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表示对于侵占群众耕地、毁坏树林、打伤、打死人者坚决依法处置，该赔偿的一定赔偿，该退还的坚决退还。接着召开了小型群众大会，公开向受到损害者赔礼道歉。从而使一度紧张的军民关系得到了缓解，部队威信没有降低，当地人从此一提这支红军部队就夸奖：“这支部队真是人民的军队！”
警备五团经整顿后，改编为三旅八团。我和白志文将部队移交给新上任的郭宝珊团长、高维嵩政委，该团就开赴甘泉去开荒生产了。
1942年底，我和白志文参加了西北局和联防军召开的高干会。内容一是1935年10月劳山战役后，由于当时的负责人执行王明路线，对陕甘宁苏区造成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危机，会议对此进行了彻底清算，党中央对此也做出了结论。
二是批判了留守兵团个别部队所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警备五团作为典型受到了批判。肖劲光承担了领导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我虽到敌后征兵，离开部队17个月，也毫不推卸责任作了自我检查。但白志文觉得有些问题批评过分，提出离队回家。
白志文被国民党抓差当兵后，1929年曾率一个连在湖北大冶举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自担任团长以来，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大小战斗使他遍体弹伤，仅重伤就5次。
他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如在延长呼家川曾以1个连兵力，消灭敌人1个营，而我军却无伤亡。在凉水岩两次与日军作战时，他运用半渡出击法，使日军遗尸几百。在围困延安境内旦八寨时，令顽敌丧胆而自动缴械投降等。
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友亲。我俩相处5年多，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开诚布公、以批评求团结，使我团曾处于先进行列。他与战士打成一片，情同手足，亲自帮厨、挖工事等，大家一致夸他为：“勤劳勇敢、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团长”。在练兵场上他一丝不苟，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亲自示范，严格要求，威信很高。
他对党忠心耿耿，勇于承担任何艰难危险的任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以人民的利益为行动准则。
他离队后到了延安小砭沟自食其力，靠磨麦、养猪过着艰苦生活。彭德怀曾亲临他家劝说，他都不愿再出来工作。直到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党中央带他转移到河北，经领导多次劝说，才出来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
●亲历“七大”
我自小参加革命，十几年来，是党、人民和军队培养、教育了我，使我早就置生死于度外，置个人安乐于不顾。我从不怕苦，不怕死，但个性刚烈，受不了冤屈。我和白志文对警备五团都很有感情，我们并不怕批评，只希望能实事求是。白志文因有些人的过火批评，离开了部队，我也曾想和他一样回家务农，无官一身轻，做个普通农民或许更安定些。直到此时，才有暇想念长年顾不上的家。
我的第一个妻子侯瑞云，自和我结婚起，就没过上安生日子。当我从事地下党工作时，她整日提心吊胆；当我参加红军各处作战时，她仍然夜不成寐；当我担任了部队团长、生活稍好些时，她却自惭形秽，认为当不了团长太太。她终于提出和我分手。1938年我们和和气气的离了婚，她说：女儿林燕由你带着吧，你和爹爹都有文化，能教育好她。
第二个妻子蔡莲峰，是从云南来延安参加抗日的高中生，共产党员。她女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工作。那时我在留守兵团警备五团任职。1940年她生孩子时，难产大出血，又缺医少药，没来得及抢救，病逝在延长县。而我当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
现在的妻子翟平，是我到晋察冀征兵时相识的，于1941年经冀中军区批准结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他们了。
但为了大局，经西北局、联防军首长的再三教导，我于1943年1月到中央党校一部第四支部学习。1938年，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七大”，陕甘宁边区的“七大”代表，是在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留守兵团通知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七大”正式代表时，我正在两延河防前线同日寇打仗。这次从晋察冀回到延安我才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已陆续到达延安，中央决定，“七大”代表一律进中央党校学习，直至“七大”召开。在我未进中央党校之前，整风运动已经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还要进行资格的审查。我一进党校正逢所谓的“抢救失足青年”运动，我也被“抢救”了10天。幸好西北局了解我的全部情况，向校方提出让我过春节时回瓦窑堡与翟平和孩子们团聚。
1943年3月重返党校后，我被推选为第一组的组长，成员有薛兰斌、白凌云（女）、丁国珏、李兰（北方局的）、温祥初和于占彪。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救失足青年”。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土生土长、从小就参加土地革命斗争的。在小组内部很难开展“抢救”运动。只好请示支部，当时的支部书记是贺晋年。支部指示：你们小组就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党风、文风、学风中所存在的问题。于是小组决定每个同志将“三风”中所存在的问题写成书面材料，逐个检查通过。
此时校务部通知“抢救”运动停止进行，“三风”检查告一段落，对于“抢救”运动中的材料进行甄别工作。我组接受了4份材料，费了一个多月时间，全部否定了经“逼供信”提供的不实之辞，为受冤屈的同志摘掉“叛徒”、“特务”的帽子，康生在整风运动后期所坚持的危害党、危害同志的做法终于结束了。
学习步入正轨后，我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历史及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使大家认清了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当时使白区党的力量丧失100％，苏区丧失90％。大家要求在“七大”召开前，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
中共中央为此决定：对王明错误路线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纠正错误，坚持真理的目的。
在党校我们对王明的错误路线展开了多次批评，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的检查极不彻底。我和大家一样，对此很不满意，尤其是我们曾深受其害。1935年6月，执行其路线的代表人物，一到陕甘宁边区就哇哇乱叫，摆出钦差大臣的臭架子，指手划脚批评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行。把直克六座县城，消灭敌人近万人的辉煌胜利说成是“侥幸”。1935年9、10月间，他们又大搞“肃反”，竞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缔造者刘志丹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多党政军干部。由于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军事危机，由于他们的瞎指挥，陕甘宁苏区几乎被断送。其危害令人触目惊心。而王明等却轻描淡写，实在令人愤慨。
但对这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中央采取的却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英明决策，并争取他们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艺家、戏剧家、理财家等等，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两条路线的学习，我们对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指导今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我有幸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七大”。大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大会21天，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敌后战场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统一战线报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报告》。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贯彻落实。
“七大”是我党成熟的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国民党蒋介石从未放弃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抗战刚结束，就调兵遣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