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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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的童年（1908…1917）
一、登极与退位
光绪三十四年旧历十月二十日的傍晚，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这边老福晋不等听完新就位的摄政王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哄劝声。摄政工手忙脚乱地跑出跑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内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福晋正昏迷不醒，一会被叫进去看老福晋，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闹腾好大一阵，老福晋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的皇帝还在“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则束手无策地等摄政工商量办法，可是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
家里的老人给我说的这段情形，我早已没有印象了。老人们说，那一场混乱后来还亏着乳母给结束的。乳母看我哭得可怜，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能够模糊地记得一点。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那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慈禧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被我一把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嫫嫫！要嫫嫫！”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我入宫后的第三天，慈禧去世，过了半个多月，即旧历十一月初九，举行了“登极大典”。这个大典被我哭得大煞风景。
大典是在太和殿举行的。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叩拜，然后再到太和殿受文武百官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起来了：“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呵？”……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后来有些笔记小品里加技添叶地说，我是在钟鼓齐鸣声中吓哭了的，又说我父亲在焦急之中，拿了一个玩具小老虎哄我，才止住了哭。其实那次大典因为处于“国丧”期，丹陛大乐只设而不奏，所谓玩具云者更无其事。不过说到大臣们都为了那两句话而惶惑不安，倒是真事。有的书上还说，不到三年，清朝真的完了，要回家的也真回了家，可见当时说的句句是谶语，大臣们早是从这两句话得到了感应的。
事实上，真正的感应不是来自偶然而无意的两句话。如果翻看一下当时历史的记载，就很容易明白文武百官们的忧心忡忡是从哪里来的。只要看看《清鉴纲目》里关于我登极前一年的大事提要就够了：
光绪三十三年，秋七月。广州钦州革命党起事，攻陷阳城，旋被击败。
冬十一月。孙文、黄兴合攻广西镇南关（现改名睦南关——作者），
克之，旋败退。
谕：禁学生干预政治及开会演说。
三十四年，春正月。广东缉获日本轮船，私运军火，寻命释之。
三月。孙文、黄兴遣其党攻云南河口，克之，旋败退。
冬十月，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起事，旋败死。
这本《清鉴纲目》是民国时代编出的，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清政府的档案。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的字样。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就是当时那些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到了宣统朝，事情越加明显。后来起用了袁世凯，在一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到宣统一朝来了。
我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①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退朝回家，三个革命党人伺于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掷弹炸袁未中，炸毙袁的侍卫长袁金标，炸伤护兵数人，事后袁以“久患心跳作烧及左骽腰疼痛等症”为名请假，拒不入朝，让胡惟德等人代奏。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①。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的长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许多新朋友，加上在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口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帮，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
①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英国外相格雷复驻华公使朱尔典电。其全文是“复你十二日电。我们对袁世凯已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们愿意看到一个足够有力的政府，可以不偏袒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在华贸易的有利环境，这样的政府将要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见蓝皮书中国第一号，一九一二年四十页）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退位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相。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相，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再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钩、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公爵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