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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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死亡，哪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
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溥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飞机上。这天上午十一时，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那另一架飞机。
等候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原来是苏军飞机来着陆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
由于这个变化，我没有能够到日本去。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载往苏联去了。
第七章 在苏联（1945…1950）
一、疑惧和幻想
飞机飞到赤塔，天差不多快黑了。我们是第一批到苏联的伪满战犯，和我同来的是弟弟、妹夫、侄子们和一个佣人。我们这一家人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了机场。从车中向外望，好像是走在原野里，两边黑糊糊看不到尽头。走了一阵儿，穿过几座树林，爬过几道山坡，道路变得崎岖狭仄，车子速度也降低下来。忽然间车停了，车外传来一句中国话：
“想要解手的，可以下来！”
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蒋介石派来接我们的。其实，说话的不过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在我前半生中，我的疑心病可把自己害苦了，总随时随地无谓地折磨自己。明明是刚刚坐着苏联飞机从中国飞到苏联来，怎么会在这里向蒋介石移交呢！但我犯起疑心病来，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恐惧心理，我怕什么，就疑心什么。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的手里。我认为这次未去日本，没被中国人捉去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我自以为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其实这也是糊涂之极，我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反苏的基地，好像可以不算在账上似的。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又继续走了大约两个小时，进了一个山峡间，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见这座漂亮的建筑，就有人小声嘀咕说：
“这是一家饭店呵！”
大家都高兴起来了。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穿便服的人和一些苏联军官。我心里想，那位穿便衣的大概是饭店经理吧？一听他说话，知道又弄错了。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
“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
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少将的样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厉。他宣布完了命令，就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
“这里是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
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在午晚之间还有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广播收音机，有书报刊物，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
这比我在伪满帝宫里的生活好多了。首先，我身边没有了那个吉冈安直，没有了随时被暗害掉的危险。其次，在这里还可以出去散散步，到山上玩玩雪，这在伪满帝宫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只是但求活命，只要能保全性命，我的愿望足矣。
住了不久，我又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寓公。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够我后半生用的。
但是，我在这里要拘留到何时呢？问不出来。会不会要引渡到蒋介石那里去呢？这个危险仍存在。于是，我又不安起来。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办法：上书给苏联政府。
我在苏联五年，除了口头以外，共上书三次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到赤塔不久申请了一次，两月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我感到十分不安，又申请了一次，后来又申请了一次。这三次申请，全无下文。拘留中的伪满文官身分是抑留者，武官是战犯。
伪满的其他拘留者，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的幻想和我不同。
我到赤塔后不几天，张景惠、臧士毅、熙洽等这批伪大臣也到了。大约是第二天，张、臧、熙等三人到我住的这边来看我。我还以为是来给我“请安”，不料这些“大臣”却是向我请愿。张景惠先开的口：
“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还是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吧。”
他们有什么“公事”没办完，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明白，他们在被押解来苏之前，在长春已组织好了“维持会”，于静涛是他们内定的长春市长，就等国民党来接收。我不知道这些事，也不关心这些事，对于他们的请求，我心里毫无兴趣。
“这个我怎么办得到呢？连我是留是去，还要看人家苏联的决定。我没办法说！”
这些家伙一听我不管，就苦苦哀求起来，就像我真可以决定问题似的，他们说：“您说说吧，您一定做得到。这是大伙儿的意思，大伙儿推我们做代表来请求溥大爷的。”
他们现在不能叫我“皇上”、“陛下”，就没口地乱叫起来。我被缠得没法，只好找负责管理我们的苏联中校渥罗阔夫。
渥罗阔夫听了我告诉他的伪大臣们的要求，便说：“好吧，我代为转达。”
在我提出要求留苏申请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以后的情况也相同，没有下文。
但是，这些大臣和我一样地不死心，迁到伯力市郊之后，我申请留在苏联，他们就申请回到东北，还是逼着我替他们申请。
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何以与我如此之相反，何以这样对蒋介石感兴趣。那时我不明白，他们比我了解国民党的政治内幕，知道国民党那些人对他们的特殊需要，相信回去不仅保险，也许还能捞一把。也许这个诱惑太大了，有人想回去想得几乎发了疯。在伯力市郊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充当打扫职责的伪满俘虏大约是发羊角风之类的病（也许是故意寻开心），倒在地下胡说八道。有一位崇信乩坛的伪大臣，认定这是有大神附体，立刻跪在这个俘虏面前大叩其头，嘴里念念叨叨，恭请“大神”示知，什么时候他能离苏回家。
当然，这位大神更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在苏联，苏联翻译人员常给大家讲新闻，我们还看到旅大苏军发行的中文《实话报》，经常可以听到国内的战事消息。我对这些很不关心，我认为无论是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要回国。这些伪大臣们都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后来事实越来越真，又发起慌来。新中国宣告成立了，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又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二、放不下来的架子
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彻底放下架子。
从赤塔到伯力，从伯力市郊到城里，我始终是和弟弟、两个妹夫、三个侄子和一个佣人在一起的。我们这“一家人”住处是和别人分开的。到伯力之后，收容所里没有苏联姑娘做服务员，就由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洗衣服。不过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让他们再叫我皇上了，他们就用“上边”两字代替了那个称呼。
刚到伯力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从楼上下来，想在楼下散散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见了我眼皮也不抬一下，这人我认得是伪满的一个大臣。我心里很生气，为什么连个礼也没有了？从此，我就不想下楼了，终日在楼上泡，吃喝拉撒睡全不下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念经上，一念便是整部的《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大悲咒，饭前的往生咒等等。
我自己不但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的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饭时，给大家摆台子，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
后来，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我家里的这些人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去了，剩下我一个，被调到跟其他汉奸一起去住。我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还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我的岳父自告奋勇，愿意伺候他的女婿。于是，我们这两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凑到一起了。更丢人的是，我连衣服也让岳父来洗。后来，自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自己也洗一点儿衣服，但他依然要抢着代劳。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包饺子吃，第一碗还是要先盛给我吃……
总而言之，我的架子总是放不下来，我的生活方式总是和别人不能一样。那时，苏联的工作人员，曾诱导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劳动，先从自己管理自己，从打扫住处讲卫生开始，但并没有要我也去做。我为了讨好，有一次也自动拿起了拖把，拖起了地板，一个苏联人员看见了，笑道：“好啊，连溥仪也干活了！”我听了，很得意。如果我能更自觉一些，还能更多放下点架子，这对我思想是会有好影响的。但是我的动机既如此不纯，架子又是如此放不下，洗起衣服来又是如此不情愿，所以，我家里的人一从另外的收容所转送回来，我又是依然如故，把架子完全恢复起来了。
收容所在我们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给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也分了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着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和高兴。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也很有趣味。这种趣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因此，有时也很着急，埋怨青椒和西红柿为什么不快点长起来，还常常想，这到底不如从菜铺买起来方便。这就是我的“劳动观点”。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段短短的种菜生活，在我身上埋下了我所意识不到的种子。虽然是非常微小的种子，毕竟是一颗好的种子，对我后来回到祖国进行改造，是有一定好处的。但那时我不懂得在这方面感激苏联，我感激的只是没让吉冈把我带到日本去。
收容所当局还给我们一些中文书籍，供我们学习。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讲得莫名其妙，听得更是无精打采，糊里糊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一定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大概也救不了我的命吧？
“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都坐在一个特殊的座位上（在讲桌旁边），一边听着“教员”结结巴巴地讲着听不懂的什么“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
讲课的地方是个走廊，走廊尽头的门外有苏联士兵巡逻。为了让他不至于看出我胡思乱想，我还能装得很像用心听的样子。但有的人却打起呼噜来。等我的妹夫把“国家杜马”和“克伦斯基”一讲完，这个大厅才又出现了活气。特别是晚饭后，更是人声嘈杂。几张桌子上有人噼里啪啦地打麻将，麻将牌有的是用木头自己做的，也有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我很奇怪，他们被捕的时候，还有心从家里带一副麻将牌走。在走廊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的战犯那里传来“呜呜……”的日本戏的调子，楼下的对台戏是一把二胡和青衣小嗓，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测字摊，四面围着一群人，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还有些人背着苏联收容所当局，在宿舍里偷着扶乩，问的大都是有关回家的问题，闹得乌烟瘴气……总而言之，无奇不有。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
我在这种时候，就像游魂似的，东转转，西望望。麻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