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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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听。结果是罢用洋乐，丁仁长得到二百块大洋的赏赐。以物质奖赏谏臣，大概就是由这次开的头。
从此以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我一直没有在外面看过戏，理过发。我遵从了胡嗣瑗的意见，并非是怕他再闹，而确实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把到戏园子看戏当做有失身份的事。有一个例子可证明我的“进步”。后来有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见面，我因为在报上看见他和梅兰芳的合照，便认为他失了身分，为了表示不屑，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没和他见面。
陈宝琛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长这些遗老，到了后期，似乎对于复辟已经绝望，任何冒险的想法都不肯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帝王的威严，却比郑孝胥等人似乎更重视，这也是使我依然信赖这些老头子的原因。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被我视为迂腐，遇到他们有矢忠表现的时候，我总还采纳他们的意见。因此在那种十分新奇的洋场生活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的身分，牢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常到张园来看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思”，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宣统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过复辟。我认为从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很应当的。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据说后来徐良为此还声言要和陈、郑等人“以老拳相见”哩。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哀苑鹿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憩，忽闻囿鹿，悲鸣宛转，亻免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庞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很深。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仍受到不少压力。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了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据说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剩不了好多，而她精神上受的损害更大。她的一个哥哥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她，其中竟有这样的话：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物价由账房开支，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调，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中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不详，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年，终身未再结婚。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婉容求的乩文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在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舆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对我的教育。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人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何时将人运，何时又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也说过我某某年必定成大事的话。这些都是我开倒车的动力。
第五章 潜往东北（1931…1932）
一、不静的“静园”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这个变化，一度引起张园上下一片悲观失望。那时，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的前景。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以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也一时听不到了。他们唯一在考虑着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更是陷入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了多久。我们很快地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张园”犹如绝路逢生，于是重温旧梦，认为“定于一”的大业，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中又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给我进讲一次时局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取名新居的“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果然，在一九三○年的夏天，盼来了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之际，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演时局，与溥杰也算是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客几天，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临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一位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据溥杰解释，是日本南北朝时代一位忠臣写在樱树皮上，暗传给失掉了江山的君主的）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这时正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北局势日益紧张，而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又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是起了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连……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
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每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连。作字。遇彛郑ǔ卤﹁。冈ち险绞驴指闯扇斩碇健Ｎ缭蹑担├矗笞魇槎剑怕懿媚谔锛叭站玖畋咀４笃撸ㄖ４梗┩腥樟旃荨Ｔ疲鹤蛉站颜挤钐欤酝耍ご阂嘤姓绞隆�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诣行在，进讲。报言日军据沈阳，同时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东三省民报送致十八号，报中毫无知觉……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诣行在，进讲。蒋介石返南京，对日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我本来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恨不得立时就奔到东北，但这样的行动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不行的。郑孝胥对我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我，不如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因此，就决定了派刘骧业去找日本人在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内田和本庄，叫我的管家头目佟济煦先去东北看看“遗老”们那边的情形，商衍瀛继续找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去办“及时应为之事”的人派去了不久，果然又应了郑孝胥的话，关东军派人找我来了。
九月三十日的下午，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且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我怀着对“喜事”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见到了我就说，从满洲来了两个人要朝见我。说着，领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穿西服，脸面陌生，从他的鞠躬姿势上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了一下，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派来的人，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了安，然后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这时不在吉林，熙洽利用职权，下令开城迎进了日军，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的部队，不费一弹，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请我不失时机，立即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罗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讲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协助”，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全都盼我回去。关东军也愿意我去复位，所以派了上角来接我，总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来，由日本军舰把我送到大连了。他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了出来。罗振玉的兴奋是有来由的。他不仅有熙洽的欲望，而且也有吕不韦的热衷。他现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过其蟒袍补褂三跪九叩的瘾，而且看到利润千万倍于“缘墨堂”的“奇货”，他几年来花费的“苦功”，在他的自传《集蓼编》里曾透露了一部分：……予自辛亥避地海东，意中日唇齿，彼邦人士必有明辅车之相依，燎原之将及者，乃历八年之久，竟无所遇，于是浩然有归志。遂以己未（一九一九年）返国，寓天津者又十年，目击军人私斗，连年不已，邪说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