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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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第10期，6月10日出版。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载第11期，7月1日出版。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载第11期。
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载第11期。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载第12期，8月5日出版。
刘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第13至15期，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出版。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载第12至16期。（未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出版。
这位参与古史讨论的胡堇人，即是胡适的族叔与儿时好友胡祥木，字近仁，又字堇人，乳名灶松。
⑧《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一，第152页。
⑨同注⑧，第156～157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1）
胡适整理国故，一个重要的，有突出成绩的方面，是考证小说。①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研究小说也向来不算学问。在轻视与鄙夷的目光下，尽管小说创作也曲曲折折地生长，出现过许多无愧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而小说研究却长期无人问津。明清之际，以序跋、评点为主要形式的小说批评有长足的发展，而李贽、金圣叹诸人，仍被统治者及正统文人目为异端。晚清梁启超辈重视小说，多有专论，把小说的地位抬高，视为“文学之最上乘”；
②但他们主要着眼于用小说为改良政治服务。只是从胡适开始，才真正把小说的考证和研究，当作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当作整理国故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提到了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
文学革命初期，胡适便突出强调几部传统的白话小说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指出它们受大众的欢迎，畅销了好几百年，对于普及白话有重大的贡献。为了推进白话文运动，胡适又敦促和协助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他们“整理过的”几种中国传统小说名著。这种“整理过的本子”，就是有名的亚东版新式标点本白话小说。有平装、精装两种，一律32开，封面上印着一把火炬的装饰图案，广告里写着“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文学”。所谓“整理”，有三个特点：一是加新式标点符号，二是正文分段排印，三是正文之前有一篇新写的序言、引论或考证文章。他们最先印出的是《水浒传》，③由汪原放标点，胡适作考证。这便是胡适考证小说的正式开张。
他的《水浒传考证》，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它虽然难免有一些错误，但最重要的是，它给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就是“历史演进法”。胡适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分两大类，一类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以《水浒传》为代表；一类是“创造的小说”，以《红楼梦》为代表。第一类小说，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最初大多是一些流行的故事，由说书或讲古的人口述，改编改写，长期演变，最后才写出有现在形式的宏篇巨制。因此，——
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④
胡适运用历史演进法，来考察《水浒传》故事的流传、演变及成书经过，从南宋时代流传于民间的“宋江故事”，到宋元之际的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宣和遗事》，元代的“水浒戏”，到后来文人整理增删，创作成一百零八将的《水浒传》，作了系统的历史的考证，勾勒出了《水浒传》演变成书的基本轮廓。
他的结论是：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⑤
今天看来，用这种历史演进的眼光来考察《水浒传》，大致是不错的。但胡适写这篇考证的时候，还只见到市面上流行的71回本的《水浒传》，其他的许多版本都没见过。因此，他的具体论断就难免错误。最突出的错误是，他竟中了金圣叹的圈套，以为明朝中叶真有一种70回的《水浒传》古本。后来，胡适陆续收集到了《水浒传》的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百十回本等好多种本子。他便根据这许多不同版本的内容异同，继续考证，又写出《水浒传后考》和《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汲取鲁迅和其他人的合理意见，纠正自己原来的某些错误的和不完善的地方，丰富了他考证《水浒传》的成果，也更完善了他考证小说的“历史演进法”。
胡适所用的这种历史演进法，对于研究那些“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具有普遍的价值。他后来又运用这种方法，考证《三国志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也获得成功。经他考证，《三国志演义》也“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是从宋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⑥《西游记》也“有了五六百年演化的历史”，是“起源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⑦至于《三侠五义》中李宸妃的故事，则是从最初《宋史？后妃传》里的五六百字，经过八九百年的逐渐演变，成为一部大书和几十本的连台戏。胡适据此总结出一个“滚雪球”的理论，他说：
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⑧
胡适把民间传说及民间通俗文学家，在这些文学名著成书过程中的作用，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无疑是很正确并且很深刻的见解。而“滚雪球”的理论，又把他的“历史演进法”说明得更明确，更完善，更形象化了。这种方法，在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方面，真可以说是起到了“打开一条新道路”的作用。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2）
①胡适在口述自传时说：“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14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12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30万字〔的考证文章〕。”（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中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94页）
据笔者收集到的材料，从1917年5月的《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至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前后45年间，胡适所作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文章、书信和论文，共有46篇，计45万余字，论及小说20余种。已编成《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一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代序中，对胡适的小说考证作了如下评价：
这些文章，论及的作品多达20余种，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许多大胆的见解，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小说的考证和研究当作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提到了与传统的经学和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应该说，胡适的小说考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影响也比较大，为开创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新局面，起了开拓、奠基的作用。
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饮冰室文集》卷十七。（三版注）
③在1920年7月作的《水浒传考证》里，胡适说：“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三，第81页）而在1857年口述历史时，胡适却又说：《儒林外史》是1919年“以新姿态——标点本——出现”的，（见《胡适口述自传》第236至237页）似乎较《水浒传》新式标点本还早出现一年。他自己显然前后矛盾。据查，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本传统小说，共16种。第一种是《水浒传》，1920年8月初版；第二种是《儒林外史》，同年11月初版；第三种是《红楼梦》，1921年5月初版；第四种是《西游记》，同年12月初版；以下还有《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老残游记》、《海上花》、《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八种》、《醒世姻缘传》及《今古奇观》、《十二楼》等。前14种“全有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传序或引论”。（亚东图书馆书目广告中语；该广告所列书目为前13种，顺序同上）
④《胡适口述自传》，第194页。
⑤《水浒传考证》，见《胡适文存》卷三，第90页。
⑥《三国志演义序》，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220、224页。
⑦《西游记考证》，见上书第72、105页。
⑧《三侠五义序》，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六，第685～686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对金圣叹“一分为二”（1）
考证《水浒传》，胡适自然要同金圣叹打交道。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有名的文学评点批评家。①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一些文人的文学观念便较以往开通。金圣叹也受到影响，提出了一些很大胆的见解。他继李贽、袁宏道之后，抬高小说戏曲的地位，曾经把《水浒传》列为世间“第五才子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专门为《水浒传》做了三件大事：一、写了三篇序和一篇读法；二、写了许多批语，并修改文字；三、把70回以下全部删去。经他评点删改过的《水浒传》，从清初以来，竟独占鳌头，风行三百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水浒传》还有其他种种版本。
胡适小时候，最初读的那本被老鼠咬破了的小说书，便正是金圣叹评点删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从那以后，胡适便对金圣叹颇有些好感，佩服金氏的才气。
1920年，在胡适的支持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整理过的”新式标点本《水浒传》，虽然全部删掉了金圣叹的序和评语，胡适在专为此书所写的《水浒传考证》里，也肯定这是新本的“一层大长处”；但是，他对金圣叹评《水浒》的见解，仍很佩服，仍坚持“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
金圣叹本是一个复杂人物。对他的为人，说长道短，争论了几百年仍未了结。胡适的《考证》，开头便说金圣叹是一个“大怪杰”。这三个字的考语，下得颇有道理，颇为得体。对金圣叹抬高《水浒》的胆识，胡适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说：
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②金圣叹有个儿子名叫释弓，刚满10岁，圣叹就把《水浒传》给他读，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序，以为教子之道“当如是也”，颇有一点反叛精神。胡适对此也十分赞赏，说金圣叹的“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然而，他们刊印“整理过的”新本《水浒》，又何以全部删去金圣叹的批语呢？这显然与胡适对金氏批语的看法也是分不开的。他虽然也肯定金圣叹评《水浒》前11回的批语“都无大错”；又说圣叹以为《水浒》是要写“乱自上生”，也是“很不错的”。但是，胡适认为——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这“八股气”和“理学气”，应该说是击中了金圣叹批语的主要弊病。③
金圣叹生活的明朝，程朱理学仍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着统治地位，八股时文泛滥成灾，是那些专门研究八股文的“选家”最风行的时代。金圣叹受了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用当时“选家”评八股文的眼光，来批点《水浒传》，便把一部文学名著凌迟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