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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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儿海战役是北元政权在明朝开国后遭到的最大失败，也是明朝对北元取得的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战。这一战北元精锐皆尽，从此一蹶不振，没有力量与明朝正面较量于北方，对明王朝不再是一个直接的威胁。
消息传到京师，朱元璋大喜过望，立刻遣使劳军，谕中比蓝玉为卫青、李靖，回朝后立刻晋封蓝玉为凉国公。
所谓福兮祸之所依，这场大胜使蓝玉成为洪武后期第一功臣，也使蓝玉成为朱元璋眼中最大的钉子。正是这场为明王朝扫除了后患的关键性战役，使朱元璋感觉蓝玉的存在不再那么必要了。同时，蓝玉身上的毛病却使他日复一日地不安。
蓝玉虽然能力强功劳大，却性格粗豪，为人不谨。朱元璋杀了那么多人，仍然没给他足够的警醒，他仍然一路立功，一路惹事。他出征打仗，随便侵占战利品，“私藏珍宝驼马无算”，又“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执御史，捶而逐之”。随便圈占民田，有关官员受理此事，居然被他痛打。
这次北征归来，夜至喜峰关，关吏没有及时打开关门迎纳，他便纵兵毁关而入。在回朝途中，他又奸污投降的北元妃子，致妃子羞愤自缢而死。回朝之后，蓝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这一切，都使在丧失长子之后心情极度抑郁的朱元璋，把他列为屠杀名单上的第一位。
据朱元璋后来公布的罪状，蓝玉被捕，是因为“谋反”。据说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蓝玉密遣亲信，暗中联络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后军都督府同知祝哲、中军都督府同知汪信等，密谋策划造反，定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举行籍田礼时起事。据说这些密谋被锦衣卫的特务侦知，朱元璋先发制人，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将蓝玉逮捕。被捕后第三天，即将蓝玉处死。
杀蓝玉只是朱元璋计划中的第一步。他随即将此案扩大化，以蓝党为罪名，把一大批淮西老将及其子弟加以牵连诛杀。整个蓝案总共大约杀了二万人，包括二公、十二侯、二伯。二公是凉国公蓝玉，开国公常升；十二侯为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会宁侯张温、普定侯陈桓、东川侯胡海、舳舻侯朱寿、宣宁侯曹泰（军将曹良臣之子）、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军将濮英之子）、东平侯韩勋（韩敬之子）、全宁侯孙恪（统军元帅孙兴祖之子）、沈阳侯察罕（海西侯纳哈出之子）；二伯是徽先伯桑敬（秦淮冀元帅桑世杰之子）、东莞伯何荣。过了一年，颍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弼也追坐蓝党赐死。又过一年，宋国公冯胜也以蓝党罪名被杀。
其他被杀的重要人物还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都督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茆鼎等十余人。
经过这次大屠杀，整个勋臣队伍，只剩了耿炳文及郭英二人。“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淮西勋贵势力被完全铲除了。朱元璋的心到此才彻底放了下来。
蓝玉案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蓝玉被剥皮而死，并将其皮传示天下各省。
蓝玉之皮，到明朝末年还存放在四川：“初献贼入蜀王府，见端礼门楼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裴，人皮质，头与手足俱肉身。讯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玉，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以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这一案的其他官员，大多数也都是受凌迟之刑而死的。
这反映出越到晚年，朱元璋的生活中就越缺乏乐趣。只有杀人时，他的心里会舒服些。每杀一个人，他的心就放宽一些：毕竟人死不会复生，少一个人，就少了一份威胁。他痴迷于使他人遭受不幸而获得满足，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
第十三节 蓝玉冤案
蓝玉案当然也是彻头彻尾的冤案。
首先，朱元璋事后所辑的《逆臣录》，也就是蓝玉案的供词集中，并没有蓝玉本人的口供，这表明蓝玉根本没招供。没有主犯的口供，这份供词的真实性就颇值得怀疑。
其次，《逆臣录》中其他人的供词反映出来的这桩谋反大案，策划过程如同儿戏。蓝玉造反明目张胆，毫不避人。洪武二十五年底，朱元璋派谢熊前往成都召蓝玉回京。据谢熊供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凉国公宅第，蓝玉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劝这位皇帝的钦使造反：“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差你来提取。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机，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富贵。”
接着，在回京路上，二十五年年底在四川，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在武昌，初三在九江，初七在安庆，蓝玉一路到处活动，见人就劝人造反，毫不避嫌，这已经令人咋舌，而回到首都后的“策划”活动，更令人瞠目。
蓝玉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抵达南京，二月八日被捕。据《逆臣录》所载口供，在近一个月当中，上自侯爷、督爷、指挥，下至千百户、总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贩夫走卒、流氓无赖，有几千人曾穿梭来往于凉国公府，畅言谋反，可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按这份供词，蓝玉谋反的事，搞得京城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蓝玉和他的下属智商皆属正常，造反是铤而走险的大事，怎么可能在雄猜好杀的皇帝眼皮下如此张扬？更何况蓝玉与之商量的那些人，多数都不靠谱。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供，说是蓝玉曾请他吃酒，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后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日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的。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他曾去拜见蓝玉，听蓝玉对他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只是乡里一个染匠。
很显然，《逆臣录》不过是朱元璋仓促罗织出的一个幌子。
第十四节 大屠杀的文化背景
经常有人把朱元璋的大屠杀与刘邦诛杀功臣相提并论，其实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刘邦所诛杀的开国功臣，主要是异姓王。汉初一共封了七个异姓王，他们有土地，有人民，有甲兵，是汉帝国内的半独立王国。正如翦（jiǎn）伯赞所说：“这种封拜，不过是对于同盟军的占领，予以承认而已。实际上，上述诸人，封亦王，不封亦王也。”（《秦汉史》）这七人当中，被诛者五，幸存者一，长沙王吴芮后降为侯。对他们的诛杀，实际上是汉高祖统一全国斗争的继续。
汉初所封列侯，一共一百三十七位，以谋反而诛杀者仅二人，一是阳夏侯陈稀，一是淮阴侯韩信。陈稀于汉高祖十年九月公开反叛，自立为大王。
汉高祖十二年，为樊哙军追斩于灵丘。可见诛陈稀是平叛战争，不能算入诛杀功臣之列。列侯在汉高祖死前被诛者，实际上仅有韩信一人。加上刘邦死后因罪失爵的五人，第一代列侯被处理的一共六人，占汉高祖朝列侯总数的4。3％。即使加上被诛的异姓诸侯王，被诛和因罪失爵者也仅占汉高祖朝所封功臣的7。7％。而《明史》功臣世表所载明太祖朝功臣共六十九人，被明太祖诛戮赐死者共三十二人。若加上得罪贬死于戍所的开国公常茂，受朱元璋之命被胡惟庸毒死的诚意伯刘基，因明太祖赐蒸鹅而速亡的魏国公徐达，则达三十五人，占明初功臣的57。25％。
朱元璋的大屠杀，当然是野蛮、下作和卑鄙的。然而奇怪的是，在传统正史中，对朱元璋此举进行严厉批判者并不多。
这样残忍的大屠杀，在中国文化中自有其理路在。朱元璋兴此大狱，下此杀手，完全是基于中国政治中“过度防御”的策略传统。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猜忌的民族。难于合作是中国人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性，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这被学者们作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平等合作的一个有力证据。外国观察者一到中国，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高的城墙，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缺乏相互信任的表征。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的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的痛苦记忆。
一代代积存在血液中的受骗记忆，使我们祖先的猜疑能力发展到极端，在汉语中出现了“斩草除根”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语。一个王朝被灭掉之后，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追索前朝皇帝的后代，务必干净利落地全部杀掉。相互防范、相互猜疑的心理发展到极端，几乎已经成了这个民族的群体性心理障碍，因为总是用最坏的想法去推测对方心理，所以在心理上形成相互惊吓的共振效应，迫使人们以妄想狂的心态采取种种极端措施来消除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恐惧。
甚至在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情味、最为宽容理性、最有人缘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样的刽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胜利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无辜的孩子，一律杀掉。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几千万言的《资治通鉴》对这件事只用了这样一句轻轻带过：“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生诛，仍绝属籍。”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统一传统，正是中国人不善合作的结果。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强力确立尊卑秩序，也就是说，要通过暴力在群体之内形成的是压制与服从的关系。一个超大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是出现一个超级强硬的权威。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的诛戮功臣，被认为是中国的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做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险系数最大的手段。
因此面对这样疯狂的大屠杀，整个大明王朝如同一潭死水，只能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书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
第十四章 衣锦还乡：对凤阳乡亲的特殊照顾
第一节 一个重大消息，两个特殊人物
朱元璋的故乡古称钟离，元代升为濠州，明代改称凤阳。它是淮河流域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除了淮河两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时在史籍中偶尔露一下面外，很少有人提到它。但朱元璋的发迹使凤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三月，一个重大消息传到了南京：朱元璋的故乡濠州被朱军攻占。
朱元璋的心情异常激动。从军之后，他只有至正十三年回钟离招过一次兵，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如今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十几年戎马倥偬，日日夜夜精神高度紧张，他似乎已经忘了故乡的存在。然而消息传来之际，朱元璋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无时无刻不挂念着那片贫瘠的土地，毕竟，他二十五岁以前的所有记忆都存放在那里。
生存斗争的压力抑制了他对故乡的热念，如今全国大势已经初步明朗，三分天下，他已有其二，可以喘一口气了。接到故乡收复的消息，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思乡之情如同洪水决堤，居然一发不可收拾。故乡记忆在脑海中一下子全面复活，一片片一刻不停地闪过。他感慨道：“濠，吾家也。济如此，我有国无家可乎！”攻下濠州这一天，正好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他父亲病故的忌日刚过三天，距他母亲病逝的忌日尚有十三天。此时，攻灭东吴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即将完成，第二个作战计划尚未开始，他决定利用短暂的间歇时间，回濠州省墓。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从南京起身。随从的还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叫刘大，一个叫曹秀。
第二节 父母坟前
刘大就是慨然送地，使自己得以安葬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