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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正说汉朝二十四帝-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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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贵”的观点,尊重奴婢的人格,提高奴婢的地位,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停止武力。长期的戎马生活,使他迫切希望摆脱鞍马劳顿的辛苦,体会息肩思乐的幸福;长期的动荡混战,使他希望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他当政的33年中,除了在建国初十几年时间外,他确实也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

强化皇权除了经济上的恢复,政治上的重建也是东汉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刘秀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措施,以此来巩固统治。

加强中央集权。刘秀提高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让他们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并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只是“备员”(充数)而已。他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有职无权,宦官只供驱使,大权便集于皇帝一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宦官虽然只供驱使,但实际上权力要大得多,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

精简地方机构。建武六年(30)刘秀就下诏要精简机构、裁减吏员,诏令颁布的当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不仅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另外他又恢复了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刺史”制度,除首都和京畿地区外,其他十二州,每州设一刺史,遵照皇帝的命令,代表中央,巡行郡国。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

废除地方兵权。刘秀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撤消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中央军队称南北军,由中央直接控制,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这样,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

合理安置功臣。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一同创帝业打江山的功臣。开国皇帝与开国元勋之间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之或骄纵妄为,尾大不掉,甚至危及皇权;或心存疑惧,产生二心,甚至另立旗号。在这方面,西汉初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致韩信发出“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慨,道尽了众多开国元勋的辛酸史。

刘秀是靠着血与火的激烈争战创立帝业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将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最著名的是“云台二十八将”,即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yǎn)、杜藏、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yáo)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等28人。

刘秀对这些功臣中有较高政治才能的,仍加重用,让他们参议国事。如邓禹,善于谋略,器量恢宏,刘秀经常委以重任。刘秀即位,任命邓禹为大司徒,封丰臣侯,食邑万户。建武四年(28)春,邓禹奉命率军南攻,收降刘嘉,击败延岑。建武十三年(37),天下平定,邓禹被封为高密侯。

另一方面刘秀对那些虽屡建军功却缺少治国才干的功臣,不授以实职实权,只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优游享乐以尽天年。如马成,在刘秀征讨河北时,他弃官步行,追到满阳才赶上刘秀。他杀李宪,败隗嚣,破河池,平定武都,曾被封为平舒侯、扬武将军,最后被封为全椒侯。再如马武,他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草莽英雄,但在战斗中却每次都冲锋在前,勇猛无敌,屡立战功。刘秀称帝后,拜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刘秀有一次和功臣饮宴欢聚,他问道:“如果你们没碰上时局大变动,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邓禹首先说:“我年轻时汉代鸟篆文铜壶曾读书求学,可以做个郡文学博士。”刘秀认为邓禹太谦虚,就说:“你是世家子弟,品德志向都很高尚,何愁不做个掾功曹?”其他的人也都一一做了回答。马武则不假思索地说:“我有勇力有胆量,可以当个守尉,专管捉拿强盗。”刘秀听了,笑着对马武说:“你呀,只要不做贼,不被人逮住,能当上一个乡村里的亭长,那就很不错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秀与这些功臣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如此,刘秀仍只是奖功封侯,而不授予实际权力。

刘秀对这些功臣既督以洁身自爱,又与之其乐融融,难怪清初学者王夫之发出“三代以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焉”的赞叹了!

限制外戚权力。西汉二百多年间,外戚曾多次专权,对汉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开国之初的吕后专政;另一次是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刘秀少通经史,对此非常熟悉,尤其后一次是他亲历目睹的。与对待功臣的态度相类,他对外戚也是十分谨慎的。

在建国之初,他考虑到外戚是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因而对外戚也多加任用和封赏。如皇后阴丽华异母兄阴识,在刘秀即位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皇后同母弟阴兴一直追随刘秀征战,后任卫尉,赐爵关内侯。但统治稳定之后,刘秀便开始抑制外戚势力,防止他们结党营私。如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地位显赫,又非常敬重有才能的人,冯衍就是其中的一个。冯衍能诗善文,尤擅辞赋,颇得阴氏兄弟赏识,彼此多有来往,诸王也格外敬重他。刘秀鉴于西汉外戚交接宾客、扰乱朝政的教训,下令将外戚结交的宾客,皆依法治罪,重者处死,轻者贬官。冯衍也因此得罪,罢官归家,潦倒而死。这样,宾客不敢轻易结交外戚,外戚也不敢轻易招揽宾客了。到他统治后期,对外戚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在太子太傅的选择上,他明确表示不用外戚阴识,而用正谏之臣张佚。在临终前四个月,他甚至派司空告礼高庙,降太后吕雉尊号,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被限制、削弱,威胁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便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力倡教化光武帝刘秀是个儒者皇帝。王莽天凤年间,他曾到长安跟随中大夫庐江人许子威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力求通览博学。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因此,他给人的印象便是“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

以儒家方略治理天下。刘秀深知,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和卓识,靠的是文吏。因而东汉建立之初,他在用武力平定天下,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巩固政权的同时wωw奇書网,便致力于复兴儒学,注重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统一和稳定人心,造就和选拔治国之才。他下令广泛搜集、整理古代典籍,“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他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这就为他复兴儒学、推行教化准备了条件。

兴办学校。他在即位后五年(29)就在洛阳城门外兴建起太学,传授经学。饱学之士,接踵而至。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他还亲自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的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

选儒生为官吏。刘秀在建国之初便注意“退功臣而进文吏”,这些“文吏”主要是儒生,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他广泛搜求儒生,担任国家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这些儒生进入政治,不仅辅助朝廷更好地制定和落实政策,而且对经学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立德垂训

刘秀是在两汉之际风云变幻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在群雄蜂起的各路豪杰中,“无尺寸之柄”的刘秀何以能够翦灭群雄、重建汉室?在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的东汉初年,刘秀何以能够拨乱反正、废旧立新?在身处种种矛盾、道德沦丧十分严重的特殊时代,刘秀又何以能够与民更始、立法垂制?在62年的人生、36年的事业、33年的皇帝生涯中,他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可资总结的经验。

谨厚诚信,克勤克俭刘秀9岁丧父,是叔父把他拉扯长大的。他在叔父任职的萧县读小学,完成启蒙教育,后到长安太学游学,专攻儒家经典。寄养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形成了谨厚诚信、勤俭自励的性格。

游学长安后,刘秀回到南阳家乡,操持家业,从事农业生产。刘秀做了皇帝后,每日都是清晨即起,早早上朝,议政讲经,很晚才退朝。处理政务,“兢兢如不及”。太子见他太辛苦了,便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吾自乐此,不为疲也。”

生活简朴,不事浮华他“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屡次拒绝群臣“封禅泰山”的进谏,直到死前一年,才带领百官,登封泰山。针对秦始皇开始形成并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他还屡次下诏提倡薄葬。他自己也是这么躬行实践的。在为自己修造寿陵的时候,对窦融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陵池,才令流水而已。”他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者。”因而《后汉书·循吏传》称颂这个时期是“勤约之风,行于上下”。

廉政和严政刘秀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行为,坚决打击,严厉惩处,绝不手软。建武十五年(39),刘秀颁布诏书,清查私人所占土地数额、核查户口多少年纪大小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这就是东汉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度田”。但这一政策却遭到地方豪族势力不同程度的抵制。刚刚提拔为大司徒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代为博士,颇孚众望。但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没有按照朝廷的命令认真“度田”,并且贪赃千万。刘秀知晓后,立即将他下狱,虽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宫阙,请求宽赦,甚至还有人甘愿代他而死,刘秀仍将他绳之以法。他还下令考实二千石的官吏,有虚假谎报的,一律加以处罚,一下就杀了河南尹等守相十余人。

刘秀本来不好田猎,有一次偶然乘兴去打猎,深夜始归,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开,第二天又上了一本说:“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日,如社稷、宗庙何?”刘秀看了,赐了郅恽100匹布,而贬了放他进去的东中门侯的官。洛阳令董宣侦知刘秀的姐姐阳湖公主的苍头(奴仆)杀了人,逃到公主家里。董宣乘公主外出,在半路上抓住苍头并杀掉了他。阳湖公主向刘秀告状,刘秀要处死董宣。董宣大声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刘秀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要董宣向公主赔礼道歉,董宣也不答应。刘秀要武士们将董宣按倒在地,董宣双手撑地,拒不磕头。刘秀笑着称董宣为“强项令”,并赐钱30万。京剧中有一出戏叫《强项令》,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从善如流,虚心纳谏刘秀是个“谨厚”之人,谨厚的性格使他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从而形成自己的决策;刘秀还是个英明之主,英明的原因在于他能够采纳众臣的谏议,从而改正自己的过失。

一次,大司空宋弘奉召参加刘秀的宴会,见宫室内新添屏风上画的都是漂亮的仕女,宴会中刘秀不时注目仕女图,宋弘见状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刘秀听后立即派人撤去屏风,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择善而从,虚心纳谏,使得刘秀延揽的大批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使得刘秀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决策失误。

广纳贤士,延揽英才。王莽末年,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各路英豪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人才,各层智士也用疑虑的内心选择着主人。正如马援与刘秀初次见面时所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因而如何对待人才,不仅表明了君主的贤与庸,而且关系着事业的成与败。

在初到河北的时候,刘秀就采纳邓禹“延揽英雄”的建议,开始制定人才策略,聚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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