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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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４日清晨，５时２３分，天刚破晓，皇姑屯南满铁路车站的日军监视岗亭透过探照灯，发现挂有蓝钢皮车厢的列车奔驰而来。“来了！毫无所知的张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了交叉点。”（《我杀了张作霖》）“轰隆一声，在爆炸声响的同时，空中升起了高达２００米的黑烟，我想张作霖的骨头是不是也飞上了天，对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同上）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张作霖专列的前后三节车厢压碎，吴俊陞殒命，张作霖负重伤，急救回沈阳“帅府”，于上午九时毙命。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秘不发丧。第二天即发布戒严令，委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一面通知在京的张学良迅速返奉。６日，奉天省长公暑为应付日本及稳定政局，发出通电佯称：“主座（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直至１７日张学良回到沈阳并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后，奉天省长公署才于２１日正式宣布张作霖于当日下午逝世。⑦
这起严重的炸车案是谁干的？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虽然众说纷纭，但奉、日双方都心中有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奉方对此事采取低调态度，甚至有意掩盖它的真相。但纸哪能包得住火，当时的国内外舆论，特别是最敏感的中外电讯，还是都把锋芒对准了日本，一致断定是他们干的，并有许多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指控：
张作霖的离京时间十分诡秘，专车班次一路上的多次改动，到奉天城之确切时间连专车司机也不确知。只有密布在京奉道上的日军侦探随时报告行车时刻，才能在专车开到三洞桥时，大炸弹在张作霖所坐的车厢爆炸，时间不差分秒……
日本公使馆随车人员，均在中途下车，没有一个被大炸弹惊扰，真是幸运之极……
出事地点在日军警戒线内，平素日军守备队严禁行人通过，大炸弹安装在石柱顶上需六小时，显然出自工兵之手。
爆炸专车之炸药，纯系烈性，目前中国各兵工厂尚无此威力的炸药……
据英国记者到现场调查，距离南满铁路三洞桥不足一百码处有一木材厂，该厂主人说，出事当夜，月色浩浩如洗，他亲眼看见三洞桥上人影绰绰晃动，日本哨兵未加干涉。又说，一个住在三洞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远镜站在房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洞桥，直到炸弹爆发为止。……⑧
这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无疑是击中了要害，反映了当时的舆情，并使日本政府受到世人的谴责的。但它的真相却长期被掩盖着，这个令人震惊的东方炸车案的内幕究竟是怎样的？何人主使？何人策划？何人执行？却一直是个谜。但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做了，早晚总是会被察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它那长时间捂着盖着的不可告人的隐秘，终于被揭开了，原来：
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是，炸死张作霖，乘混乱之机，出动军队，武装占领东三省，制造伪满蒙帝国，另立傀儡。
由于准备不及，未能得逞。为了掩饰事件真相，关东军事先已有布置，由日本浪人觅到３名中国乞丐，于三日深夜，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南满铁路吊桥下，将其杀死，伪装成一伙爆破犯在作案时被炸死的样子（但其中一名事先逃走，后来密赴张学良部下投报）。并诬指他们为“南方之便衣队员”。日方还要求同奉方共同组织调查，遭到拒绝后，日本陆军省于１２日发表公报，诡称张作霖被炸事件之制造者“当系南方便衣队员无疑”（《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２１页）。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很快传到了东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反响。田中内阁顽固地向国内外大肆宣传，说事件与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国方面搞的（《昭和五十年》，第２２页）。议会在野党把它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但是他们并不想将真相公诸于世。
“皇姑屯事件”对田中内阁的冲击持续将近一年，在处分杀害张作霖的责任者上，内阁与军部疏远了。１９２９年７月１日，田中内阁垮台。同时，关东军司令村岗编入预备役，第九师团附陆军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免职。
但是“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仍被掩盖。１９３２年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华，发表的报告书还说：“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尚未判明。惨案内幕仍在五里雾中。”（载《国难痛史》第五卷第４１页）
１９４６年７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中，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暗杀之事，系关东军幕僚所为。至此，“皇姑屯事件”真相被掩盖了１５年之后，终于大白于天下。⑨
上面这段引文，揭露了此案阴谋长期隐秘的事实，确实使我们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不过，过去毕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此案疑点仍然很多，更为确凿的人证物证多有不足。但最近几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进展，特别是前几年在日本发现的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现场照片，更以铁的事实为这一震惊世界的谋杀案提供了新的物证。
原来，日本山形县藤岛町农民佐久间德一郎，战前曾在侵华日军特务机关任翻译，１９３９年６月，他的上司河野交给他一包重要资料，让其严密保管，事后才知道是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照片。以后，他与河野分手了，侵华战争也节节败退，日军大小头目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管这套照片呢！就这样，这位日本翻译自己把照片保存了下来。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他积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为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中日友好的热情所感动，全部公开了这套照片。据报道：“佐久间保管的照片共六十一张，其中三十张编上了号码，有的照片背面还写有“神田”的名字。三十张照片，从爆炸前的现场到张作霖的葬礼，完整地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四处飞散的陆桥，网状般扭曲的铁轨，燃烧着的车厢……令人思索的是，这几张照片中为何不见任何人影？这也就是说，拍片者早有准备，在炸药引爆、列车横飞、浓烟升腾，别人未及出现的现场连续按动快门的。”⑩
调查还表明，执行爆炸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的秘密行动计划，并尽量把爆炸者打扮成是国民党政府方面所为，预先备下犯人尸体，并作其他布署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即河野又四郎，当时他既是高参，又是侵华军“北支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部北京班班长，作为“团副”，他还曾参与策划“芦沟桥事变”。照片的实际主人是神田，全名为神田泰之助，是爆炸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他当时是与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东宫铁男大尉负责具体引爆。这从照片后面他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证明，在一张照片的背面他写道：“昭和三年（即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上午五时二十七分爆破京奉陆桥，此为张作霖专列八十号车给事（服务人员）烧焦的尸体。”他在给家属的信中还写道：“６月４日，爆破张作霖列车，其实我亦在场……”至于引爆人还有东宫铁男，则是日本史书所记载的。
谋杀张作霖的事实真相，有了更确凿的人证物证。
然而，在那时，这一切是完全料想不到的。车到山海关时，黑龙江省督军、过去与张作霖有些矛盾的吴俊陞，那时还破例特地前往山海关迎驾。那场面虽然比较冷清，甚至颇有些杀机预伏的征兆，但吴俊升却仍十分虔诚，这正如窦应泰所写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夜之山海关。
“乌云低垂，夜风飒飒。车站月台上，孤灯惨淡。卫士的刺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奉天留守官，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戎装佩剑，静静地恭候在山海关车站上。远方已隐隐地传来北行火车的隆隆之声。
“吴俊陞神色阴沉，想不到转眼一年之间，大元帅居然皇冠落地，仓仓惶惶地逃出北京。今天下午，当一份由北京发出的密码电报，送到吴面前时，他不由大吃一惊：张作霖四日返奉。几个月前，由于‘满蒙悬案’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奉天城。日本总领事吉田和奉天省长莫德惠几次都谈成僵局，从北京到奉天之间，被一种隐隐的杀机所笼罩着。加上不断传来蒋介石的‘北伐’步步逼近京畿的消息，使他不由与张作霖突然返奉联系在一起。吴俊陞思前想后，感到张作霖又处在危难之中，出于一种军人的义气，吴决计亲赴山海关迎张。
“当吴俊陞刚刚踏上南行的专列时，奉天警备司令前来送行，他向吴俊陞汇报了次晨将在奉天南站组织百姓迎张的准备后，提醒他说：‘兴权兄，近日鬼子严密封锁老道口，不许中国人通行。这其中必有勾当，不得不防啊！’吴笑着说：‘唔，我是军人，什么也不怕。’警备司令与吴私交笃深，他知晓北京当初组阁时，张作霖冷落吴俊陞的内幕，他几次欲提醒，又不好启口，只得婉言劝说：‘还是三思而行。”吴俊升爽然地一拍胸脯说：‘唔，人活百岁也是死，我吴俊陞征杀百战，枪子儿都不咬我，唔，去趟山海关有啥屁事？’说罢他辞别警备司令，乘车呼啸着向山海关疾驰。
“此时在北行的专车上，夜不成眠的张作霖正心乱如麻，辗转床榻。忽闻卫兵通报：‘吴督军专程迎接大元帅，就在车下。’他一骨碌爬起，疾步迎到车门口，只见矮笃笃的吴俊陞果然昂首挺立在灯影黯淡的月台，张作霖急忙挽住吴的双手，把他拉上车来。”⑾
火车在山海关稍事停留，又“咣咚咣咚”地向前奔驰。车抵皇姑屯车站时，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等也登车迎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平安无事。不料，在六月四日黎明，当列车呜呜地鸣着汽笛，沉重地喘息着，快要到达奉天的时候，却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
原来，那时“奉天至关内的铁路象一条被降住的鲇鱼，被几张网给兜住了，没有办法只好从高高的中东铁路的胯下钻过去。这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象一把大剪刀，迎着大元帅的专车。这里是三洞桥，活似一个巨人叉开了两条大腿，叫你从胯底下钻过去，谁走到这里都感到在受胯下之辱。
“专车载着‘关东王’张作霖大元帅，也得钻这三洞桥，受胯下之辱了。专车前头压道的卫队列车钻过去了。
“这时，张作霖从专车的窗子稍微探出了一点头，他看见了奉天总站的彩旗在迎风飘扬，而且还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军乐队的奏乐声。于是，心里便格外高兴起来。他拍了拍老把兄吴大舌头（吴俊陞——引者）的大肚子说：‘哎——总算到家了。’
“……专车的车头钻过桥了，就在这第七、八、九节车厢刚好装在三洞桥中间的一刹那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南满铁路的桥梁塌下去了。当时整个奉天城象地震了似的猛地晃动了一下。
“在奉天总站周围，这一声巨响，把附近的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震断了，比用快刀子割的还齐刷；在西北市场吃早面条的人，碗里的热汤面条连碗一起扣在了脑袋上；三洞桥周围的上百棵大杨树上的叶子，一下子全震下去了，比人摘的还光，附近住户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不被震碎的，距离较远的洗澡塘子，池子里的热水也被震得泼了出来，烫伤了不少早晨洗澡的人。
“炸起的那根冲天的烟柱，在砖城里的人们都能看清。
“整个专车，在冲天的烟尘暴土中，塌了架。那冒起的烟分四个颜色：红的是火，黑的是烟，白的是汽，灰的是土。这几股烟尘杂物搅在一起，里面有生命，里面有作为一代风流人物的张作霖。说来他出身绿林，位至大元帅，富贵尊荣，盛极一时。但在这硝烟尘雾中，他究竟怎么样了呢？”⑿这还得从头说。３月３日专车从北京出发时，上面坐了不少日本人，可是在天津，山海关等地都有下车的，当列车行至新民站时，随车来的日本人只剩下一个仪峨诚也，其余的全都溜掉了。此公为何如此沉着，他是不知情呢，还是个不要命的“陪绑”者？这里姑且不论，不过，从各种迹象看，对于此人尚在车上的事，关东军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仍然不顾一切地要干到底，据说是因为此事至关重要，因而“决定以国家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这个新的动向，即日本人纷纷下车的事，有人曾向张作霖报告了，却未引起他的注意。
当火车似乎一路顺风地到达离奉天城不远的皇姑屯老站时，张作霖的老友莫德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