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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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郭松龄功败垂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完全站在了张作霖一边，这也就是说，张作霖是由于得到了日本人的有力支持，才转败为胜的。这也亦如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所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⒅
当然，郭松龄的失败，也有其内部因素。这主要是他的同盟者李景林等的违约，以及举事仓促、策略失当等。至于郭氏夫妇于风雪中双双被俘与牺牲，前已提及，这里略加补充的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由三百名卫兵护卫，离开新民，前往右翼与第四军霁云部队靠拢，拟亲自指挥，以攻击奉军的背后。出发时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皮袍，头戴貂绒皮帽，下身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上，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出新民县城约二十余里，刚到小苏家屯时，遭到奉军穆春骑兵旅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骑兵团的袭击。郭指挥卫队与奉军接战三小时，“直至午后四时，弹丸已罄，无可如何，含泪而罢。”（殷汝耕：《半载回忆录》，《满洲报》，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月第一版连载）这时，郭松龄夫妇由卫士关庆忠等，将他俩扶入附近农民家菜窑内藏匿。郭松龄的卫队由年轻学生组成，缺乏实战经验，战败后都被奉军缴械。奉军严密搜索，将郭松龄夫妇在菜窑中搜出逮捕。郭松龄的幕僚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饶汉祥化装逃走。
二十五日晨，张作霖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亲受杨宇霆的密令，“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刘鸣九；《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１６１页）高金山带领卫队乘六辆汽车到达老大房子后，即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内称：“该逆犯上作乱，……电饬在老大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张作霖有（二十五日）印。”（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行政公署档》）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高金山奉命将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押至“距老达房子五里许地方枪杀。”（黑龙江档案馆藏：《黑河道尹公署档》）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他们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他们的话有如空谷足音，激励着人民反帝反军阀的信心。
据目睹刑场的群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他的奉军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第５８页）高金山先毙韩淑秀，后毙的郭松龄。韩淑秀就义时三十四岁，郭松龄年四十二。
郭松龄夫妇既死，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感惋惜。“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的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
‘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了”。张学良看完郭氏夫妇遇害的电报后，跺了跺腿（脚），叹了口气，说：“完了。”
并将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氏夫妇的惨状。
张学良后来经常怀念郭松龄。一九二七年奉军下河南，由于韩麟春指挥失误，奉军遭到北伐军攻击，退到黄河以北。张学良遇到困难时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据刘鸣九等人口述资料）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张学良在台湾还念念不忘地对记者说：“如果那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于衡：《和中国现代史相关的张学良访问记》，台湾《联合报》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８日）⒆
郭松龄虽然悲壮地牺牲了，但他精神不死，他那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素为国人敬仰，他为抗日播下的火种，也是扑不灭的。以奉张政权来说，这一事件对它的军事实力虽然影响不大，因在巨流河战斗结束后，附郭的数万人马除魏益三带一少部分人投奔了冯玉祥外，其余军队全都返回了奉天；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奉军和奉张政权的影响，它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却是不能低估的。东三省的一些老资格的省长如王永江、王树翰等，都自行引退了。张作霖也变得更加暴躁，尤其在得知郭松龄倒戈后，“几乎神经失常，他在督署中跑来跑去，一会儿穿上军装，要亲上前线作战，一会儿换上便衣，打算率家逃难。那时，在他左右为他出谋划策的，只有杨宇霆，在外面代他支撑战局的，也只有吴俊陞、张作相等所谓老派，新派人物十九都在郭军中。张学良情知乱子大了，唯有跑到前线上拼命抗战，一直到郭松龄兵败身死之后，他才敢烦张作相、吴俊陞两人陪他到老帅面前叩头谢罪。”⒇
在这个时候去见余怒未息的张作霖，老实说，确实还真得有点勇气。实际上，那的确也是意料中的事，张学良最信任、最崇敬、也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闹了这么大个乱子，他哪能不怒气冲天呢！
关于张氏父子的这次会见，司马桑敦说：
张作霖一见到张学良，立刻咆哮如雷，连哭带骂，拿出手枪，就要打死他儿子，哭着喊道：
“你这个小子，结交匪类，闯下滔天的大祸，要老子命不说，真害苦了东三省的老百姓，不亏你老子还有几个换命的老弟兄，拔刀相助，咱们早就完蛋了，那能有今日！我不打死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老百姓！”
张作相和吴俊陞连忙跪下替张学良求情说：
“老帅若不饶了学良，我们不敢起来。”
张作霖这才放下手枪，指着张学良骂道：
“看二位大爷的面子，暂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交朋友要谨慎，不准你胡作主张！”
从此以后，张学良真的韬光养晦，尽量投其父所好而为。老实说，郭松龄之死使得张学良推崇的偶像幻灭了，他气质中那股待人的热诚也一时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他的老子，他只有服从于这一个偶像。（21）
司马桑敦先生对张作霖的记述是可信的，对张学良的评述也有道理，但却尚欠确切。特别是认为张学良经父亲这么一骂，从此便“韬光养晦”，对张作霖言听计从，并产生了很大的幻灭感，似乎自此便消沉下来了，这恐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是的，郭松龄之变，在他思想上尽管是非常同情的，但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忠孝难以两全，张学良给郭松龄的信说得最为明白：‘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离，不难解决。’”（22）
从张学良这封措辞委婉的信中，人们分明看到，在公与私、忠与孝，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郭氏举兵的理解与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建议，也都是从以大局为重、同时也是从爱护郭松龄的角度出发的。最后当他得知和谈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时，他是很不情愿地走上战场的。而当郭氏兵败被俘、眼看生命难保之际，他又极力设法营救，甚至不惜冒着很大的风险，准备送郭出国，可谓仁至义尽矣。然而，事与愿违，当张学良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时，他是无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时夜以继日的奔劳，于是藉刺激为使精神振奋，因而为阿芙蓉所染。”
（23）这也有力地说明，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
但张学良并没有消极，痛定思痛，他从悲愤中奋起了！这也就是说，郭松龄的“血并没有白流，张学良又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得更远。张学良用‘兵谏’影响乃父，促使张作霖逐渐生长反日反内战的趋向，用武力制止了杨宇霆穷兵黩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龄未完成的遗志。历史辩证法的道路，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24）
是的，郭松龄之变是被平定了，但它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又深远的。有人以为经过残酷镇压，就不会有人再存二心了，实际不然，觉醒了的志士仁人是不怕压的，他们不仅不会被屠杀所吓倒，压力反而会成为新的更激烈的反抗的动力。同郭松龄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张学良，这个奉军中的新的郭松龄，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创造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辉业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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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⒀⒁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② 任松、武育文：《郭松龄》，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③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３月出版。
④ 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⑤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⑥ 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出版。
⑦⑧⒇（21）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⑨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３５辑。
⑩⒂ 赵毅：《郭松龄的崛起》，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⑾⒄ 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⑿ 《在滦州誓师反奉通电》编者注，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⒃ 殷汝耕：《半载回忆录》，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月《满洲报》第一版连载。
⒅ 硕夫：《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向导》１４０期。
⒆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１０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22）（23）（24） 张德良：《千古功臣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论文，未刊稿。
张学良传……皇姑屯风云
皇姑屯风云
１９２８年春天，当时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由于内政、外交陷于绝境，致使北洋军阀的这个末代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名，调动蒋、冯、阎、桂所辖的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浦、京绥各线北开，向张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区的防地进逼。面对北伐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杨宇霆认为对方兵多将广，且又是胜利之师，与之对抗，是不明智的，主张因势利导，退兵言和，并一再向张作霖进谏，以便保存实力，免生后患。张作霖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主张和平的佳电，表示愿与国民军息争对外，退兵休战，一场眼看又要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制止了。这本是好事，不料却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驻京津一带的日军，连日来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但由于张作霖的撤退，加之美、英等国也暗中支持国民军的行动，所以日本人也无可奈何。
但是，日本人并未认输，军事行动失败了，就转向外交讹诈，声称，他们允许国民军进驻平津，但必须平静地交接，不得诉诸武力；对张作霖，则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递交了《觉书》，促其撤回东北。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张作霖继续统治东北，而是计划在张退返东北的途中，迫令奉军交械，解除武装，逼张作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