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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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1937年夏秋之际，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汉年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与国民党及部分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就以争取《救亡日报》的出版为例，最初国民党市党部对“文协：，要求出版机关报——《救亡日报》持反对态度，并迟迟不予批准。以后迫于形势，虽然改变了强硬的态度，但要求《救亡日报》必须国共合办。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报》办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并就此事与国民党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前，首先拟定了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人事安排，并就我方请夏衍任总编辑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汉年和潘公展之间关于《救亡日报》出版一事的谈判在浦东大楼潘公展办公室进行。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同去。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社长，这一表态与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回国大会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这时的潘公展已经看到了国共合作的大势及郭沫若的巨大影响，请郭沫若任社长是众望所归。但是潘公展接着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的具体设想。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为了把报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于国民党方面派进报社的人选对报刊出版工作都较为生疏，加上《救亡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样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八一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分别到国民党军队陈诚总部及张发奎、罗卓英部进行抗战宣传服务活动，是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又一成功例子。组织战地服务团至国民党军队服务的想法最初是陈诚向郭沫若提出的。之后，郭沫若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庐山谈判中涉及的有关向国民党军队派服务团的精神，认为可以同意陈诚的要求。并且提出我们可以组织一批爱国的革命青年到国民党部队去工作，不仅可以在战地群众中做宣传、组织、服务工作，而且可以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交些朋友，进行团结救亡的教育。但潘汉年强调一点，即根据国共双方的约定，一方不在对方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因此这次上海组织的三支战地服务团切不能破坏这一约定。服务团成立后，潘汉年又专门找负责人开会，重申这一纪律。由于双方信守诺言，战地服务团工作进展顺利，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潘汉年在任“八办”主任时，还把统战工作做到上海青帮头目、抗战后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身上。针对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急需防毒面具一事，潘汉年致函杜月笙，指出：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送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后，第二天即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捐赠防毒面具一事。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价值约1。6万元）捐赠给前方八路军将士的决议。①
①《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抗日战争（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如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在上海将近一年的统战工作，不仅赢得了各界上层人士的信任与支持，而且将上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将对国民党的团结争取工作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从而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的阵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进程。潘汉年作为一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使命。
5。7 潘汉年与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
黄金平 吴祥华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同时，他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对他来说是“老行当”，得心应手。在新的条件下，他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帮助民主党派整顿发展
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为新中国诞生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城之初，潘汉年就陪同陈毅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张元济、颜惠庆等著名爱国人士，广泛听取他们对接管、改造和建设新上海的意见。在短短的一二个月内，接连召开各种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知识界代表人士会晤，宣传政策，稳定人心。1949年6月1日，上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宴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负责人陈毅、粟裕、刘晓、曾山、潘汉年等。陈毅在会上致词说：中国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当与各阶层爱国同胞共同努力，来打文化仗和经济建设的大仗。6月3日，邓小平、陈毅、张鼎丞、曾山、潘汉年等设宴答谢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出席会议的有：张澜、罗隆基、史良、郭钊沉、陈铭枢、郭春涛、胡厥文、谢仁冰等。席间，宾主交谈极为欢愉。
为了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作为华东局统战部正副部长的陈毅、潘汉年，调查分析解放初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与团体的现状、组织、领导成员、政治倾向、活动状况等，及时向中央汇报，并及时处理出现的一些问题。解放初期，上海各民主党派为了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内部开展了整顿工作。有的整顿方针比较明确，整顿工作很顺利；有的工作迟缓，成效不大。对此，陈毅、潘汉年都作了了解、帮助。有的党派领导人没有在政治思想和整顿工作中建立权威，潘汉年耐心做思想工作。有位著名人士中央希望他去北京工作，但他要留在上海，经陈毅、潘汉年说服后，北上了。陈毅、潘汉年在1949年6月最早提出并向中央建议亦工亦商的盛丕华等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安排盛丕华为上海市副市长，发挥了很大作用。对组织发展，有的党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以开明人士为主，有的主张以上层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为对象。对这些分歧，陈毅、潘汉年都向中央作了反映并积极做工作。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潘汉年主持下，统战部连续召开数次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一方面向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当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征求大家意见。同时，也就各民主党派的建设和发展交换意见。如在1950年5月30日座谈会上，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与各党派中央协商规定的各党派分工原则，提出上海各民主党派组织内部整顿完毕的可以发展组织；同时建议注意质量，不要单纯追求数量，要以严肃慎重的态度来发展组织。
当时，在党内某些同志中存在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现象，对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有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1950年上海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有人认为：他们总共没有多少人，也要建立一个组织，是否有必要。对于这一情况，潘汉年在党内做工作，强调说，党不是孤立的，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一同前进，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
1951年3月16日，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市委统战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并要组织部挑选一批较好的党团员进民主党派帮助工作。他并且亲自做到民主党派内部帮助工作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金学成去民建帮助工作，潘汉年对他说，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很重要，“政府工作要做，民主党派工作也要做，白天没时间，晚上也可以去”。金接受了工作，和许涤新、蔡北华、杨延修等一些人去了民主党派，帮助他们开展组织发展工作。到1956年，上海各民主党派总人数从1951年的1300余人发展到11000人，为上海地区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
积极开展工商统战工作
上海是全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解放初期约有10多万户私营工商业，中国规模较大的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如申新纺织公司、福新面粉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大隆机器厂、大中华橡胶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公司等都开设在上海。如何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企业，团结和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是个重要问题。上海刚解放第六天，市政府就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陈毅、潘汉年都在会上讲了话，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大家，使工商界听了之后认为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些在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的人士陆续回沪。刘鸿生一回到上海，潘汉年就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当时，几位有代表性的人士邀请陈毅、潘汉年等市政府领导去吃饭。有人怕吃资本家的饭犯政治错误。陈毅笑着说：“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怕起民族资产阶级了，真是怪事！”潘汉年支持陈毅的意见，应邀作客。实际上边吃饭边做思想工作。潘汉年曾说：“要同资本家搞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要同他们交朋友，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的，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如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
潘汉年十分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投入恢复生产的工作。他对市军管会工商处的几位干部说：上海这个工商业大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的。他要求工商干部接近工商界人士，不要摆官架子。当潘汉年得知上海纺织工业的资本家为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而苦恼时，立即向陈毅汇报，亲自走访荣毅仁、刘靖基等人，指示银行低息贷款，并通过市总工会做工作，说服工人大力支持。潘汉年想方设法帮助郭氏的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香港的价值250万美元的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回到上海，潘汉年设宴为他洗尘，金融界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邀作陪。周经营的金城银行由于受国民党金圆券风潮后遗症的影响，赤字无法弥补，不得不将投资的一个厂售给政府，以抵偿赤字。潘汉年认为，周作民在香港时，对转移民主党派负责人秘密离开香港赴东北、华北解放区曾作出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人家的功劳，就派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帮助周解决困难，同时表示愿意以较优惠的价格购厂。周作民对此十分感激。这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加深了他们对党的信任。上海工商界中的盛康年，经潘汉年同意组织了一个工商俱乐部，定名为“七一学习会”，潘汉年第一个应邀前往作报告，使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士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并且沟通了和党的联系。
解放初期，由于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积极扶助的措施，上海的经济逐步好转，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欢呼“难忘的1951年”。但是，随即也出现了一些资本家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的“五毒”罪行。根据中央决定，上海开展了“五反”运动，成立了领导运动的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潘汉年任主任。经中央批准，上海对303户上层工商业者在市政协集中学习，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帮助他们自学和自查，推动他们自己交代问题，接受教育。这项工作由薄一波、陈毅和潘汉年领导，许涤新具体负责。潘汉年天天询问情况，强调“把斗争和团结结合起来”。当获悉有两个资本家神色不对，就关照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市委统战部工作的潘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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