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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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街上遇见迎面过来他不愿与之打招呼的人，即弯腰佯作结鞋带。以上两例都可看出他的机智和细心。

五、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和体贴关心同志

潘汉年曾多次对香港某同志联系的外国同情分子作形势报告。由于他对形势的深刻理解，不用讲稿即滔滔不绝地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认识和革命信心。

他对内部工作干部也是很关心体贴的。如平时常交待做内部工作的同志不要老关在屋子里，有时也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夏季在香港可去海滨浴场游泳等，让做内部工作的同志搞些文体活动以调节生活。

1947年9月，张唯一由香港去上海解决上海单位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联络方式问题及筹建预备电台，当时我一人留港在家，潘汉年在张去沪相当时日后，主动到我的住处问有没有张的来信。当我告知刚收到张的信，信上写着：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潘听后，即关切地嘱我写信要张即速回港。

以上点滴回忆，不能概括他全部光辉业迹。谨以此文聊表我对潘汉年同志的哀思之情。

3。6　潘汉年带我们过封锁线

吴小佩　范小凤　陈永箴

1942年11月，日军已经占领租界，上海全部沦陷，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退到淮南根据地，大部分领导同志和100多名区级和机要工作干部，陆续来到新四军军部附近的顾家圩子，办起了整风学习班。穿军装，学军事（包括射击、拆洗枪枝、掷手榴弹、值夜班警戒、夜行军等），学文件，谈收获，总结工作……军事化的生活，紧张、热烈的气氛，带来了整天的欢声笑语。从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来到这天地广阔的苏北解放区，不仅青年同志们像飞出笼子的鸟儿，就连年长的同志也焕发了青春。

有一天，从军部来了一位服装特殊的男同志，头上戴的是一顶法国式的便帽。他的个头不高，步履轻捷，面容白皙，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睛有些眯起，似乎在观察着什么，嘴角含着带有幽默意味的微笑。

第二天下午，此人给大家作关于保密工作的报告。换了军装，戴起军帽，严肃，整洁。站在讲桌后面，没有大声疾呼，没有夸张的手势，没有讲稿，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报告者说话语句不重复，语言朴素，条理清楚，内容详实，要点明确。只见他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香烟，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忘了时间，他讲的内容太重要了。

会后，大家议论起来，才知他就是在白区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潘汉年。我们对他早已久仰大名，今天才得以一睹风采。

晚饭后，若是没有布置集体活动，同志们通常是在打谷场上自由活动。有一天，青年同志们缠着省委同志们，要听革命故事。刘宁一没有讲故事，只是唱了一支歌：《少年先锋队》。沙文汉讲了一个故事，不长，同志们听得不过瘾。这时，恰巧潘汉年走了过来，大家又缠着他，要求讲个长些的惊险的故事。他就站在那里讲了起来。故事果然好听。但是后来慢慢觉得怎么这故事有些不合理了，越听越觉得不对头。恰在此时，故事里的主人公在用一把折叠式的老式的剃刀刮胡子，一不小心在自己喉咙上划了一个大口子，到此一命呜呼，故事也就结束了。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他临时编出来哄小孩子的。亏他编得那么活灵活现。我们想，这人如果去写小说，销路一定错不了。

学习班在1943年春节后结束，学员们就要天各一方了。有些人留在苏北工作，有些人去延安，有些人回白区工作。几个需回上海的女同志由于已剪去了烫发而受到批评。头发短了，脸晒黑了，人吃胖了，这副样子若仍由交通员秘密带到上海去，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只有淑英，小徐和我们三人一共5个女同志被分配跟随潘汉年同志回上海。我们利用伪方关系过封锁线，又搞到居民证后回到上海。

出发时，潘汉年从军部带来了一名兼管照顾马匹的警卫员，顾家圩子也派出机要员小朱同志随行照顾。我们5个女同志背起背包，怀着兴奋的心情跟着出发。大家都仍穿着军装，一路上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潘也是打着绑腿和大家一同步行，丝毫没有首长架子，还教同志们把帽沿翻上去，免得额上晒出一道印来。后来又叫同志们把背包放在马背上，空着手走路更轻松些。

走了两天，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仪征县月塘集。那是淮南根据地最前沿的一个小集镇，为了安全，一行人先不到集上去。晚饭后，地方工作同志来说，伪方人员并未按时前来迎接，当晚不能过封锁线。于是，我们就被安排到一个小山脚下的老乡家中去过夜。

这天晚饭后，伪方带路人仍未到达。于是，我们都聚集在潘所住的老乡家里，听他讲故事。他先讲了《三国演义》里的赤壁大战；又讲了顾顺章叛变后，特科“打狗队”的行动。后来话题一转，讲起他自己从前做文化工作的事。他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青年时代写的文章，真觉得脸红。他还充满深情地说：“我是很喜欢小孩的。想到我自己活到这个年纪还没有一个儿女，真是遗憾。”

第三天晚饭后，带路人终于到达了。我们一行人换了便装，与警卫员及小朱同志道别后就跟随地方工作同志到集上去。那已是掌灯时候，也看不清来人的面孔。一路上，大家加快步伐，默不作声。女同志们拎着随身用的包裹，小徐同志还替潘拎着一个皮包，跟在穿长衫的“潘大老板”后面。走了不知多久，即将到仪征县城，看见城前烧着一堆火，就停下来，由带枪护送的两名伪方人员过去打了招呼，开了城门。一行人进城后，左拐右转地来到一家旅店，住了进去。

第二天早饭后，潘汉年到我们女同志住的房间来，说是他的头痛病又犯了。他说，1936年曾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后来又参加国际会议，由于太紧张，连续7天没能睡着，头痛得不得了。”后来经过苏联医生治疗，还每天吃生鸡蛋黄，才慢慢好了。现在几天没睡好觉，头又痛了。于是，淑英赶快向旅馆要来生鸡蛋，用汤匙舀出生蛋黄，给他吃。

这时，前一天晚上带路的伪方“头儿”来说，他已为我们准备了午餐，说潘务必带我们到他家吃午饭。潘说，还是早些过长江为好。可是那人说，上午没有班船，极力巴结，非请我们去吃午餐不可。结果我们都去了。那人很客气，菜很丰盛，还说这是他老婆亲自下厨做的。

饭后，就到江边去等船。约在下午2时，上了班船。到长江南岸，下船处是镇江。我们被招待到金山饭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潘汉年又吃了生鸡蛋黄，后来的两天也是如此。我们没有随身带着派司照片的女同志被领去拍照片，等待领居民证。

午后，潘汉年来到女同志住的房间，说是伪站长夫妇要请吃晚饭，大家都去吧。女同志们表示不想去，不想出头露面。潘却淡淡一笑说：“乘船过江时，早就被人家看清楚了，隔壁就住着‘保镖’呢。”他又看看我们的服装，说要给我们换成好些的。我们穿的衣、鞋是离开顾家圩子时拼凑来的，几个人在一起很不协调。可是，大家觉得既然双方都知道对方的身份，我们就犯不着再为他们而打扮一番。后来，就以这副模样，跟随潘去赴宴。

吃饭的地方在金山饭店的单间雅座里。见面时一看，那位伪站长的妻子打扮得珠光宝气，有事吩咐时，就到楼梯口喊一声：“来人哪！”下面好几个人轰然答应。我们心里暗笑，你越有势力，我们就越安全，在你的势力范围内出了事，你就是冤之头、债之主。

饭后拿到居民证，再等对方给我们买到上海的火车票。既然有“保镖”，我们就索性到街上去看看市容，买了些镇江酱菜。第三天，拿到火车票就离开镇江。上车前，淑英告诉我们，上车后分开坐，不要互相招呼和讲话。小凤在半途下车回故乡去看看家人再回上海。火车抵达上海北站，我们各自平安地回到家里。这一次分手之后，虽然都未遭到敌伪迫害，但再见面时已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了、更令人惋惜的是，我们三人再也见不到可亲可敬的潘汉年同志了。

3。7　记潘汉年对敌隐蔽斗争工作片断

刘人寿　何荦

一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得到讯息，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抢在敌人行动之前，转移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敌人妄图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大搜捕扑了空。

党中央派陈云、康生、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即保卫部），将一批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对象的干部调离上海。6月，改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潘汉年任特委委员兼二科（情报）科长，接替陈赓。“一二八”后，特科工作由潘汉年实际负责。在周恩来、陈云领导下，潘汉年积极参与清除、惩处敌特和叛徒的工作；在英法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等处重建网点，开辟情报来源；并争取一批各阶层同情革命者配合党的斗争，了解高层次的军政动向。潘汉年的工作成效显著，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任务。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1．确证向忠发叛变。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曾一度隐蔽在周恩来寓所。1931年6月21日，向擅自外出过夜，6月22日被捕。潘汉年领导的黄慕兰（定慧）从法捕房翻译与人谈话时听到，一个有金牙、断指、50多岁的中共头头被捕。黄根据其形象，疑是向忠发，立即上报了。周恩来得讯，迅速组织营救，打算重金收买法捕房人员阻止引渡。因阻止引渡无效，向忠发被押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不久，又获悉向忠发已于24日被枪决。于是准备动员党组织举行追悼会纪念和飞行集会示威。但据来自法捕房的消息，向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陈淙英（任粥时夫人）所住旅馆和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中央秘书处机关，以致陈琼英、张纪恩、张越霞先后被捕；还供出周恩来、翟秋白、博古等人住处。当时，周已转移，看房子的杨振德和夏娘娘两位老太太被捕遭拷打。潘为确证向忠发是否已真的叛变，从警备司令部内线取得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供周恩来亲自审阅，发现许多除向忠发外，别人无从知晓的内容；周又亲自到寓所附近观察暗号，证实向忠发确已叛变，才取消预定的悼念活动。

向忠发何以叛变后又被处死？经了解，原来警备司令熊式辉，不满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专权，向蒋介石密电邀功，但未报向忠发叛变供词。蒋接电，喜出望外，又恐发生不测，复电就地秘密枪决，熊就一杀了事。

2．反驳《伍豪启事》的斗争。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连续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用名，党内许多同志知道。这个启事，显然是敌特蓄意蛊惑人心、造谣污蔑的阴谋，但他们不知道周已于1931年12月上旬秘密离沪，12月底已到达江西瑞金。

1932年2月20日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对于《伍豪启事》的辟谣，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1932年2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但《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的布告发行的范围有限，为维护周恩来和共产党的威信，有必要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向公众、向国际进一步澄清。

中共临时中央通过陶行知做《申报》负责人史量才的工作，2月22日《申报》刊出一则事实上辟谣的小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后感到这个广告还不够有力。经大家商议，由潘汉年通过黄慕兰找法捕房律师，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否认启事。这位律师说，他虽任法捕房律师，但毕竟是中国人，万一国民党找上门来，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找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亦周恩来曾用名）刊登启事。经陈云同意，重金延聘巴和律师，在3月4日《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