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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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望、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由于他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中国互济刽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许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 1519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皙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关于这件事，1978年8月我写了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其中有几句话：“到上海后，他（杨）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
二十年代他在“创造社”时，干的是捆书籍、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叫他“小伙计”。到三十年代，他已经可以和杨杏佛、杨度这样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个人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小开”。“小开”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
这之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1934年底他参加了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化装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整个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变”后，再次由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我再一次遇见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间的1937年7月中旬。当时，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已成尾声，但是，由于1933年到1935年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上海和大江南北的党组织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等保存下来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战的党员，由于他的到来，才得到联系和团结。他熟悉上海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经他和李克农同志建议，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党员与必须长期隐蔽的地下组织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开始的时机，和“救国会”、“各界救亡协会”等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人合作，放手组织公开合法的救亡队伍（如“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转入内地和前线工作。同时，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大约是1937年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①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这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会谈，勉勉强强决定了国共双方各出开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这一段时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亲密真诚的“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句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刘少文②同志说的）。
①“八·一三”抗战开始时，陈诚、张发奎、罗卓英是淞沪前线三个兵团的指挥。
②刘少文，当时任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由于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即将覆灭的那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刘长胜、刘宁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训工会干部；东北解放区领导机关不断派人和来电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于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像“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细说了。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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