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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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积极帮助设法解决。我们虽然分别多年，但仍保持着以往的友好关系。
我和潘汉年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1955年。这时我在北京工作，他从上海来，在中南海遇到了，没有来得及多谈。没想到不久就传来了潘汉年是“反革命”，被逮捕了的说法，使我大吃一惊。我讲不出更多的根据，但总感觉这事情来得太突然，太不可想象，难以理解。大约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缘故吧。确实的，多少年来，我心目中的潘汉年，还是30年代在文委共同战斗时的那个生气勃勃的“小开”，总是蒙不上一丝一毫“内奸”的影子。不论经过了多少岁月的磨洗，不论在何种场合，每当回忆到30年代的斗争，回忆到文委、“左联”，我总是很自然地想起潘汉年同志，想起他做的那些庄严的工作。
而现在，20多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我心中激动不已，不可想象的，终于可以想象了，难以理解的，终于能够理解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给人民留下的真相，是不会被几句诬陷不实之词所掩盖和湮没的呵！
1982年12月27日
2。3 “左联”的成立与潘汉年的作用①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原题为《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本书中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冯雪峰
我与潘汉年初次相识，是1928年12月在上海。
在鲁迅1927年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的日记中，也记有潘汉年同别人一起去见鲁迅的事，照当时的情况看起来，潘汉年显然不可能是代表党去谈问题的。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酝酿是从1929年10月后就开始的。潘汉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1930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1929年10月、11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我去同鲁迅商谈，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这时候，据我了解，“创造社”方面，潘汉年主要是找冯乃超；“太阳社”方面，则找阿英（蒋光慈好像还在日本）；同时潘汉年也找夏衍、洪灵菲等人谈。
大概在1929年底，产生了所谓基本构成成员12人，我记得是鲁迅、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钱杏邨）、柔石、沈起予、洪灵菲、阳翰笙（华汉）、冯雪峰。这也就是发起人和筹备人的意思。这名单是由潘汉年提出和各方面商量决定的。
在“左联”成立时通过了由冯乃超起草的纲领草稿，当时作为中宣部干事兼文委书记的潘汉年肯定看过。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是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开的。到会的我记得有30多人。潘汉年代表党先讲话，而后是鲁迅等讲话。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和成立，是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30年2月间，也是潘汉年发动和主持的。鲁迅是发起人之一。
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潘汉年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担任了另外的工作。
潘汉年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瑞金去，大概是在1933年9、10月间。12月底我从上海到瑞金的时候，他正在福建人民政府做我们党的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他回瑞金。
1934年10月潘汉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和第三共产国际联系。
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香港，大概是1936年4、5月间。6月间，我从上海到香港同他取得了联系。我随即返回上海。6月20日左右，我派周文送密件到西安转中央，向中央请示埃德加·斯诺要进陕北的问题和报告，潘汉年已同我取得联系。
这一年7月上旬，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大约四五天，随即到陕北中央去。
潘汉年回上海后，即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潘汉年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1936年8月间，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两广反蒋事件失败的时候，潘汉年曾派我去做一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我到上海南面郊区的一个很僻静的X园里（可惜地名已忘记，只记得里面有冷饮处和高尔夫球场）去见张学良，向张学良借用飞机。见了张学良，但是飞机没借成。到现在连当时要借飞机做什么用也给忘了。
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那天晚上，我也曾经和潘汉年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点多钟，我接到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情况很坏了。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30多分钟了。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他报告了中央。
1937年8、9月间，即在抗战开始之后，叶挺同志来到上海。当时叶挺同志住的旅馆在沪西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潘汉年带我去看望叶挺同志。在那里我还碰到了李一氓同志。潘汉年告诉我，李一氓从西安调来，将在叶挺同志领导下工作。
1948年2月间，左恭从南京到上海找到我，他想到香港找党的关系，我曾陪同他到香港去过一次。我到香港找到邵荃麟，通过邵荃麟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同左恭谈了话。我自己还到潘汉年家去做过客。这是我们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理者冯夏熊注：这是根据我父亲冯雪峰同志的遗稿整理的）
2。4 潘汉年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曹力奋
在潘汉年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革命生涯中，早期曾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经历，人们知之甚微。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移回到60多年前的上海，就不难发现，潘汉年受命转入党的隐蔽战线之前，已在左翼文坛驰骋了5年。他编辑出版新文学刊物，发表大量别具风采的杂文、小说和新诗，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由一个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成长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他组织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筹备与成立，推动了上海左翼革命文化阵营的形成，并扩展至平、京、津、汉、广等各大城市，为开创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一、崭露头角的创造社“小伙计”
1923年10月12日，17岁的小学教员潘汉年以刊登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一首新诗《不敢》叩开了文坛之门。望着报上印成铅字的一行行小诗，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令他兴奋不已。两年后，潘汉年只身离别故乡宜兴，踏进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潘汉年迫切希望能在这片洋溢着五四新文化清新气息的土地上尽情汲取更多更新的知识。他先是考取了文艺界知名人士黎锦熙、黎锦晖兄弟开办的中华国语专科学校。不久，学校因故停办，潘汉年经朋友介绍，进入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编辑部。五卅惨案的发生，把不甘于终日埋首书案的潘汉年卷入中华书局职工反帝爱国游行示威的行列，其间结识了中华书局印刷厂的中共党员。随后，潘汉年还积极参与发动中华书局职工向资方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斗争。校对工作之余，潘汉年笔耕不辍，创作的新诗、童话、杂文、短论陆续见诸报端，逐渐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1925年9月，潘汉年应同乡周全平之邀去《洪水》编辑部帮忙。该刊是著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自五卅运动后一改浪漫主义创作倾向而创办的，它注重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讨论，抨击现实生活的黑暗与不公，很受青年读者青睐。编辑部因人手紧，没有明确分工，编辑、校对、发行，大家样样都干。这给了潘汉年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次年春，创造社出版部成立，租了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11号作门市部，潘汉年正式加盟其间、和周全平、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等几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出版部主要出版、发行创造社成员的作品和《洪水》半月刊，工作紧张忙碌。潘汉年所分管的是刊物订户工作，他善于同各种不同阶层的人员交往，与许多读者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精力充沛的“小伙计”们不满足于出版部的繁杂工作，余暇闲聊中，潘汉年提议办一份“小伙计”们自己的刊物，大家一致响应。说干就干，一张由潘汉年全权负责编辑的八开四面小报《A11》诞生了。从取自出版部门牌号的刊名，足以看出潘汉年等年轻人不拘泥于传统，富有创新意味的鲜明个性。潘汉年在《A11》创刊号上写道：出版部被“四围的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扫除那周围的碳酸气。”①《A11》为“小伙计”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愤世嫉俗提供了宣泄之处。十余篇短小精悍的杂文出自潘汉年的手笔，其中《原来如此“内除国贼”》一文，就进步报人邵飘萍因“有宣传赤化嫌疑”惨遭杀害发出悲愤的感叹：“中国的国贼，原来不是军阀，不是资本家，不是串通外人的卖国者，是‘有宣传赤化嫌疑’的不爱国者！谁说的打倒军阀呢，‘内除国贼’的‘国贼’还要请军阀去除的。”②
①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②《牺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88页。
《A11》仅出至第5期便夭折了。十余天后，潘汉年又主编出版了内容比《A11》更丰富充实的32开《幻洲》周刊。不幸的是该刊也只发行了两期即被查禁。紧接着，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宣传共产，发行过激刊物，肆意毁谤政府”的罪名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没收了全部《洪水》半月刊，并抓走了叶灵凤、柯仲平等4人。潘汉年、周全平因不在场而幸免。事情发生后，潘汉年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他首先想到同在三德里的中国济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救济革命被难者为主要职责的革命群众团体。潘汉年向济难会负责人、中共党员阮仲一、王弼说明原委，他们答应聘请律师为叶灵凤等出庭辩护，又陪同潘汉年他们带了衣物食品去警备司令部探听消息，安慰被捕人员。在友人的指点下，潘汉年上门拜访商务印务馆老板高梦旦，恳请他出面向淞沪督办疏通。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圆满解决。创造社出版部复业，叶灵凤等人获释归来，只是《洪水》未能复刊。
在参与编辑《洪水》半月刊的同时，潘汉年面临着人生旅途的重要转折点，他作出了神圣而庄重的选择。1925年秋，潘汉年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青年，他已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党和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员文化战士。
二、《十字街头》的文坛骁将
短短数月中，创造社一系列刊物《A11》、《幻洲》、《洪水》遭禁，这非但没有使潘汉年心灰意冷，相反激起他向封建军阀政府奋起抗击的勇气和信心。在冷静总结前一阶段办刊经验的基础上，1926年10月，潘汉年与叶灵凤合编的《幻洲》半月刊问世了。该刊以“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成为一无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为宗旨。分上下两部，叶灵凤主编上部《象牙之塔》，专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下部《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主要刊载杂文、述评、随笔。上下两部风格迥异，给人一种标新立异的感觉，但也可能是潘汉年为避免重蹈《幻洲》周刊覆辙而巧妙运用的一种策略。
潘汉年坚守的一条办刊原则是：“不计毁誉，凭着要出版的精神，始终如一的干下去。”“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自己要说的话。”①他认为每个刊物必须有独立个性，“只凭读者的喜欢与否来绳准内容，就要商业化了。”因此，在主编《十字街头》时，他提倡一种“街头哲学”，即采用街头搜集来的材料，通过自己的道德准则—一作出评判。潘汉年把自己标榜为“新流氓主义”，并解释道：“新流氓”应有的精神是“好管闲事”。“只要是社会上的一切变化，与我们都有影响，我们都应当问信。”②从这里，我们能够领略到潘汉年身上一种强烈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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