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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老舍自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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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伦敦那种乌黑色。铺户都关着门,路右边有一大块草场,远处有一片树林,使人心中安静。

……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一进了胡同:Carnarvon Street。这是条不大不小的胡同。路是柏油碎石子的,路边上还有些流水,因刚下过雨去。两旁都是小房,多数是两层的,瓦多是红色。走道上有小树,多像冬青,结着红豆。房外二尺多的空地全种着花草,我看见了英国的晚玫瑰。窗都下着帘,绿蔓有的爬满了窗沿。路上几乎没人,也就有十点钟吧,易教授的大皮鞋响声占满了这胡同,没有别的声。那些房子实在不是很体面,可是被静寂,清洁,花草,红绿的颜色,雨后的空气与阳光,给了一种特别的味道。它是城市,也是村庄,它本是在伦敦作事的中等人的居住区所。房屋表现着小市民气,可是有一股清香的气味,和一点安适太平的景象。

……

将要作我的寓所的也是所两层的小房,门外也种着一些花,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倒还自然;窗沿上悬着一两枝灰粉的豆花。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姐已白了头,胖胖的很傻,说不出什么来。妹妹作过教师,说话很快,可是很清晰,她也有四十上下了。妹妹很尊敬易教授,并且感谢他给介绍两位中国朋友。许地山在屋里写小说呢,用的是一本油盐店的账本,笔可是钢笔,时时把笔尖插入账本里去,似乎表示着力透纸背。

……

房子很小:楼下是一间客厅,一间饭室,一间厨房。楼上是三个卧室,一个浴室。由厨房出去,有个小院,院里也有几棵玫瑰,不怪英国史上有玫瑰战争,到处有玫瑰,而且种类很多。院墙只是点矮矮的木树,左右邻家也有不少花草,左手里的院中还有几株梨树,挂了不少果子。我说“左右”,因自从在海上便转了方向,太阳天天不定从哪边出来呢!

……

这所小房子里处处整洁,据地山说,都是妹妹一个人收拾的;姐姐本来就傻,对于工作更会“装”傻。他告诉我,她们的父亲是开面包房的,死时把买卖给了儿子,把两所小房给了二女。姐妹俩卖出去一所,把钱存起吃利;住一所,租两个单身客,也就可以维持生活。哥哥不管她们,她们也不求哥哥。妹妹很累,她操持一切;她不肯叫住客把硬领与袜子等交洗衣房:她自己给洗并烫平。在相当的范围内,她没完全商业化了。

易先生走后,姐姐戴起大而多花的帽子,去作礼拜。妹妹得作饭,只好等晚上再到教堂去。她们很虔诚;同时,教堂也是她们唯一的交际所在。姐姐并听不懂牧师讲的是什么,地山告诉我。路上慢慢有了人声,多数是老太婆与小孩子,都是去礼拜的。偶尔也跟着个男人,打扮得非常庄重,走路很响,是英国小绅士的味儿。邻家有弹琴的声音。

……

饭好了,姐姐才回来,傻笑着。地山故意的问她,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她说牧师讲的很深,都是哲学。饭是大块牛肉。由这天起,我看见牛肉就发晕。英国普通人家的饭食,好处是在干净;茶是真热。口味怎样,我不敢批评,说着伤心。

……

饭后,又没了声音。看着屋外的阳光出没,我希望点蝉声,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连地山也不讲话了。寂静使我想起家来,开始写信。地山又拿出帐本来,写他的小说。

……

伦敦边上的小而静的礼拜天。

二、艾支顿①

……………………

①艾支顿是《金瓶梅》英文(唯一的译本)译者。他声明:“我在此特别向舒庆春先生致谢,他是东方学院的中文讲师,在我完成这部书翻译的初稿的时候,如果没有他的不屈不挠的和慷慨的帮助,我根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个任务。”

在那里住过一冬,我搬到伦敦的西部去。这回是与一个叫艾支顿的合租一层楼。所以事实上我所要说的是这个艾支顿——称他为二房东都勉强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东。我与他一气在那里住了三年。ZEi8。Com电子书

这个人的父亲是牧师,他自己可不信宗教。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和一个女子由家中逃出来,在伦敦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小孩。他有相当的聪明,好读书。专就文字方面上说,他会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坏。英文,他写得非常的漂亮。他作过一两本讲教育的书,即使内容上不怎样,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认的事实。我愿意同他住在一处,差不多是为学些地道好英文。在大战时,他去投军。因为心脏弱,报不上名。他硬挤了进去。见到了军官,凭他的谈吐与学识,自然不会被叉去帐外。一来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于中国的旅长了。

战后,他拿了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回到伦敦,重整旧业,他又去教书。为充实学识,还到过维也纳听弗洛依德的心理学。后来就在牛津的补习学校教书。这个学校是为工人们预备的,仿佛有点像国内的暑期学校,不过目的不在补习升学的功课。作这种学校的教员,自然没有什么地位,可是实利上并不坏:一年只作半年的事,薪水也并不很低。这个,大概是他的黄金“时代”。以身份言,中校;以学识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个清闲舒服的事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和一位美国女子发生了恋爱。她出自名家,有硕士的学位,来伦敦游玩,遇上了他。她的学识正好补足他的,她是学经济的;他在补习学校演讲关于经济的问题,她就给他预备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离婚案刚一提到法庭,补习学校便免了他的职。这种案子在牛津与剑桥还是闹不得的!离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须按月供给夫人一些钱。

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极狼狈。自己没有事,除了夫妇的花消,还得供给原配。幸而硕士找到了事,两份儿家都由她支持着。他空有学问,找不到事。可是两家的感情渐渐的改善,两位夫人见了面,他每月给第一位夫人送钱也是亲自去,他的女儿也肯来找他。这个,可救不了穷。穷,他还很会花钱,作过几年军官,他挥霍惯了。钱一到他手里便不会老实。他爱买书,爱吸好烟,有时候还得喝一盅。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他到那里学华语;不知他怎么弄到手里几镑钱,便出了这个主意。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处,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我点了头,他便找了房。

艾支顿夫人真可怜。她早晨起来,便得作好早饭。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拚命的追公共汽车;永远不等车站稳就跳上去,有时把腿碰得紫里蒿青。五点下工,又得给我们作晚饭。她的烹调本事不算高明,我俩一有点不爱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泪在眼眶里转。有时候,艾支顿卖了一本旧书或一张画,手中摸着点钱,笑着请我们出去吃一顿。有时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请他俩吃顿中国饭。在这种时节,她喜欢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数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还记得几位:有一位是个年轻的工人,谈吐很好,可是时常失业,一点也不是他的错儿,怎奈工厂时开时闭。他自然的是个社会主义者,每逢来看艾支顿,他俩便粗着脖子红着脸的争辩。艾支顿也很有口才,不过与其说他是为政治主张而争辩,还不如说是为争辩而争辩。还有一位小老头也常来,他顶可爱。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读能写能讲,但是找不到事作;闲着没事,他只为一家磁砖厂吆喝买卖,拿一点扣头。另一位老者,常上我们这一带来给人家擦玻璃,也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老头是位博士。赶上我们在家,他便一边擦着玻璃,一边和我们讨论文学与哲学。孔子的哲学,泰戈尔的诗,他都读过,不用说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这么三位吧,在他们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他们都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成千论万的人是这样,而且有远不及他们三个的!找个事情真比登天还难!

艾支顿一直闲了三年。我们那层楼的租约是三年为限。住满了,房东要加租,我们就分离开,因为再找那样便宜和恰好够三个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虽然不在一块儿住了,可是还时常见面。艾支顿只要手里有够看电影的钱,便立刻打电话请我去看电影。即使一个礼拜,他的手中彻底的空空如也,他也会约我到家里去吃一顿饭。自然,我去的时候也老给他们买些东西。这一点上,他不像普通的英国人,他好请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约请与馈赠。有许多地方,他都带出点浪漫劲儿,但他到底是个英国人,不能完全放弃绅士的气派。

直到我回国的时际,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家大书局里作顾问,荐举大陆上与美国的书籍,经书局核准,他再找人去翻译或——若是美国的书——出英国版。我离开英国后,听说他已被那个书局聘为编辑员。

三、达尔曼一家

离开他们夫妇,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细说;房东与房客除了交租金时见一面,没有一点别的关系。在公寓里,晚饭得出去吃,既费钱,又麻烦,所以我又去找房间。这回是在伦敦南部找到一间房子,房东是老夫妇,带着个女儿。

这个老头儿——达尔曼先生——是干什么的,至今我还不清楚。一来我只在那儿住了半年,二来英国人不喜欢谈私事,三来达尔曼先生不爱说话,所以我始终没得机会打听。偶尔由老夫妇谈话中听到一两句,仿佛他是木器行的,专给人家设计作家具。他身边常带着尺。但是我不敢说肯定的话。

这个老头儿是地道英国的小市民,有什么说的,便是重述《晨报》上的消息与意见。凡是《晨报》所说的都对!他有房,有点积蓄,勤苦,干净,什么也不知道,只晓得自己的工作是神圣的,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达尔曼太太是女性的达尔曼先生,她的意见不但得自《晨报》,而且是由达尔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几段《晨报》,她没工夫自己去看报。

达尔曼姑娘只看《晨报》上的广告。有一回,或者是因为看我老拿着本书,她向我借一本小说。随手的我给了她一本威尔思的幽默故事。念了一段,她的脸都气紫了!我赶紧出去在报摊上给她找了本六个便士的罗曼司,内容大概是一个女招待嫁了个男招待,后来才发现这个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继人。这本小书使她对我又有了笑脸。

她没事作,所以在分类广告上登了一小段广告——教授跳舞。她的技术如何,我不晓得,不过她声明愿减收半费教给我的时候,我没出声。把知识变成金钱,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点苦闷,没有男朋友约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饭便假装头疼,跑到楼上去睡觉。婚姻问题在那经济不景气的国度里,真是个没法办的问题。我看她恐怕要窝在家里!“房东太太的女儿”往往成为留学生的夫人,这是留什么外史一类小说的好材料;其实,里面的意义并不止是留学生的荒唐呀。

四、东方学院

从1924年的秋天,到1929年的夏天,我一直的在伦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时候离开伦敦几天,到乡间或别的城市去游玩,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这个大城里。我的工作不许我到别处去,就是在假期里,我还有时候得到学校去。我的钱也不许我随意的去到各处跑,英国的旅馆与火车票价都不很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东方学院,伦敦大学的各学院之一。这里,教授远东近东和非洲的一切语言文字。重要的语言都成为独立的学系,如中国语,阿拉伯语等;在语言之外还讲授文学哲学什么的。次要的语言,就只设一个固定的讲师,不成学系,如日本语;假如有人要特意的请求讲授日本的文学或哲学等,也就由这个讲师包办。不甚重要的语言,便连固定的讲师也不设,而是有了学生再临时去请教员,按钟点计算报酬。譬如有人要学蒙古语文或非洲的非英属的某地语文,便是这么办。自然,这里所谓的重要与不重要,是多少与英国的政治,军事,商业等相关联的。

在学系里,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两位讲师。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国人;两位讲师总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外国人——这就是说,中国语文系有一位中国讲师,阿拉伯语文系有一位阿拉伯人作讲师。这是三位固定的教员,其余的多是临时请来的,比如中国语文系里,有时候于固定的讲师外,还有好几位临时的教员,假若赶到有学生要学中国某一种方言的话;这系里的教授与固定讲师都是说官话的,那么要是有人想学厦门话或绍兴话,就非去临时请人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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