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9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
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3
0）。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
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
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
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
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
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
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
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
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
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
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
“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
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
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
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
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31）。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
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32）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
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33）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
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
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
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
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
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
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
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
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
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
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34）由我
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
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
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
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
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
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
——“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
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
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
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
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
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
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
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
“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
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
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
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
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
字便是文学”。（35）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
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
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
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
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
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
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36）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
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
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
尼（Demian　Bednii）（37）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
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
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38），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
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39），
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40），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
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
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
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
意（41）。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
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
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
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
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42）至今都还有好作品。
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
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
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
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
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
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
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
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4
3）但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
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
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
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
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
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44）（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
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
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45），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
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
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
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
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
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
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
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46）（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
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
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
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
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
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
中的Prometheus（4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
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
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
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
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
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
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48），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郑伯
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49）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50）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
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51）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
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
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52）是的，投降的事，为世
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
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
“方向转换”。（53）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
冈铁兵（54）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
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
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
“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
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
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
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