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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0章

慈禧全传-第40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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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象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出来了,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铁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这又是袁世凯失策了!如果说,当初造安奉铁路专供日本军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获胜,理当将此路赠与中国,作为酬劳。或者至少由中国贴补建路的工料费用,收回自行处置。至不济也可提出合办的要求,日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只是袁世凯一向好用权术,以为你说“改造”,我便用无须改造来驳你,尔虞我诈,针锋相对,岂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这个当,索性挑明说道:“奉天与安东之间,早有通铁路的必要了!以前曾与贵国外务部提过,未有结果,军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条轻便铁路,除军事以外,对地方商务振兴很有益处,应该造成一条永久性的铁路。因此,这次实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与外务部接过头,话就不容易说了。袁世凯不知其事,瞿鸿玑亦记不起有这交涉,唐绍仪到外务部的日子不多,更为茫然。因而袁世凯竟无以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却不放松,小村与内田轮番鼓吹,筑成这条铁路如何与中国有利。最后只好许他改造,只是有个条件,路轨的宽度应与关内外铁路相同,不能照南满路尺寸,表示将来可以收回成为中国铁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满铁路的支线。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吃亏的地方。但比起当年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情况,却有霄渊之别,所以不常出席的庆王奕劻,经常出席的瞿鸿玑,都认为议约能有这样的结果,已是差强人意了。

其中有个随员,却忍不住有一肚子话说。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润田,祖父两代都在曾国藩所创设的江南制造局供职,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够自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法律。

毕业之时,正好新设商部,有许多商事法需要拟订,并决定借鉴于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揽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中日北京会议的随员,多在外务部及商部调充,曹汝霖因为学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选。小村的发言,他不须经舌人传译,语气吞吐迎拒之间,了解较深,每每为当事人误解对方的真意,该争的地方不争,不该争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虚耗工夫而着急。他在会中无权发言,亦无法递个条子去提示纠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润干燥发痒的喉头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会,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会以后,除了瞿鸿玑径回公馆,其余的大部分都随袁世凯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应该提出的文件及次日会议应该注意的要点,这天居于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绍仪问道:“唐大人,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要请唐大人指教。小村本来已经同意,得日本同意后,中国亦可添造铁路。后来唐大人提出主权的主张,小村立即改口,光说中国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不及其他,作为定议。那时,唐大人为什么不驳他?”

话说到一半,低头在吃饭的袁世凯,倏然抬眼,但他很机警,知道唐绍仪要受窘了!为了不使他过分难堪,立刻又低下头去,假装进食,其实一口饭在口中缓缓嚼咽,侧着耳朵在细听他跟曹汝霖的问答。

唐绍仪有些恼羞成怒了,“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腔,大声答说,“我提出主权的主张,是扼要的话。他既承认我的主权,自然不能单独行动,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见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没好脸色给他看,微微冷笑着偏过脸去。这顿晚饭吃得便有点不欢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刚刚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凯的名片来见,说是:“大帅请曹老爷在今天开议之前,早点请到北洋公所,大帅想跟曹老爷谈谈。”

开议是下午三点钟,曹汝霖两点钟就到了。一到便请入签押房,袁世凯起身迎接,就请他在书桌对面落坐。

“润田兄贵处是……?”

由此一句开始,袁世凯细问了曹汝霖的家世、学历,在日本几年,何时到部,是何职司,最后提到昨天饭桌上的事。

“昨天听润田兄向少川质疑,实在佩服!”

经过昨天那一番质问,曹汝霖气平了许多,唐绍仪盛气凌人,固然风度欠佳,自己在那样的场合,直揭长官的短处,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说:“是我太轻率,出言欠检点。”

“当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凯说:“年轻倒是要有锐气才好。”

“是!请大人多指点。”

“不敢当!倒是这次议约,我要请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略停一下说:“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议了!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闻高见,将来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对不对。”

“对不对,要说了再研究。有意见,总是好的!请不必客气,有不妥之处,尽管指出来。”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说:“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应该是可以要求他们合办的。”

“是!是!这是我疏忽。”

听袁世凯引咎自责,曹汝霖颇为惶惑,照此说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轻许,变成专门来指责他了!那岂不大违本心?

袁世凯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说道:“润田兄,若说闻过则喜,我还没有那样的修养。不过,我请教足下,并不是想听几句恭维的话。我幕府中笔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动手的东西请他们改,总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欢喜。这一点知道的人也不少。润田兄,请你了解我的诚意,尽管直言。”

有此一番说明,曹汝霖才能畅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满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权的地方也还多。譬如抚顺煤矿,附设炼钢厂,规模甚大,不管于军需、度支,都有很大的关系,何不要求合办?”他停了一下说:“光是限制矿区,不准超出铁路沿线多少里以外,并不是好办法。再说,事实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矿穴,只朝有矿的地方去开,在地面上或许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凯很想了一会才问:“还有呢?”

“还有,俄国割南满一段给日本,照道理说亦须经中国同意。”

“喔,”袁世凯很注意,但也有些将疑,“这是什么道理?”

“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俄国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中国有五百万两的股本,说起来中国对中东铁路亦有一半的权利,如今要割让给日本,当然要中国同意。否则,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吗?”

听得这一说,袁世凯好半晌作声不得,“润田兄,”他说:“你的道理不错。不过关于中东路的权利,我们早就在无形之中放弃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脱口答说,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了,“当时为了中东路,杨、许两星使,与俄国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杨星使因为受气而晕倒,以致命丧异国,可以想见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国是战败国,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旧事重提,切切实实提出收回利权,重新合办的要求。至于华俄道胜银行,当时是否一并议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务部必有档案,大人何不调出来看一看。”

“润田兄,你的见解十分高超。不过,唉!”袁世凯叹口气说:“虽然事隔未久,已几经沧桑。对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勋业中的一大败笔,当时的内幕,想来你亦必有所闻,我们后辈,不便批评,何况李文忠贤良寺议和,积劳殒身,说起来跟阵亡是一样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帐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于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后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玑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    ※ ※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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