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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章

慈禧全传-第2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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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说得头头是道,恩承只是摇头,“薛老爷!”他放低了声音说,“你初次在内廷当差,只怕还不懂这里的规矩,药好药坏是另一回事,不能明着落褒贬。这个方子有人说太热,你愣说不要紧,服下去出了别的毛病,谁担得起责任?”

薛福辰明白了,是李德立他们在捣鬼。因而平静地问道:“那么,请恩大人的示,该怎么办啊?”

“上头交代,跟三位太医合定一张方子,回头你们好好斟酌吧!李卓轩他们,也快下来了。”

等李德立退了下来,对薛福辰又是一副神态,连声称赞“高明”。这也许是真的觉得他高明,也许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嘉许之故,薛福辰无从明了,只能谦虚一番。

谈到方子,李德立说道:“上头交代,姜椒必不可用。不知道抚屏先生有何卓见?”

“自以培补元气为主。当务之急,则在健脾。”薛福辰说,“今日初诊,我亦不敢执持成见。”

李德立不置可否,转问庄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说,两公看,怎么样?”

庄守和比较诚恳,点头称是,李德昌资格还浅,不敢有所议论。于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来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汤’加半夏,如何?”

李德立这几个月为慈禧太后下药,一直以四君子汤为主。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则是要表示他用药不误,二则是半夏见功,则四君子汤连带可以沾光。好在这是一服很王道的药,与培补元气的治法,并不相悖,只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于是他说:“很好,很好。不过,人参还以暂时不用为宜。”

于是开了白术、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药。等送了上去,有太监来传旨:赐饭一桌。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谈值班的办法。

“内廷的章程,薛老爷怕还不尽明了。”恩承说道,“圣躬不豫,除非是极轻极轻的病,不然就要在内廷值宿,随时听传请脉。如今除了三位太医以外,外省举荐到京的还只有薛老爷一位,如何轮值,请各位自己商量,暂时定个章程。等各省的人都来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两个人一班,隔日轮值,用药前后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殚精竭力,方不负举主的盛意。因而毫不迟疑地答道:“皇太后的病证不轻,为臣子者,岂敢偷闲?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爷,真有你的。”恩承翘一翘大拇指,然后又问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冲脑,脱口答道:“抚屏先生这样子巴结,我们更不敢偷懒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那就这么定规了。吃完饭,我派人跟薛老爷回去取行李。”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25节博访名医(3 )

饭罢各散,李德立赶到御药房去监视煎药,薛福辰出宫回客栈。刚一坐定,恩承带着内务府的笔帖式和两名苏拉,坐一辆大车赶到了。

相见礼毕,恩承将他拉到一边,含着微笑,悄然说道:“薛老爷,恭喜,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么回答。

“一来是李中堂的面子,二来是李总管的照应,上头很夸奖你,说你忠心!不过,”恩承放出极恳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给我,我拿你当自己人,内廷当差,总以谦和为贵,也别太扫了李卓轩他们的面子。”

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称谢之余,不免懊恼。自觉满腹经纶,未见展布,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谁知还要再屈己从人,想想实在无趣。

过不了几天,又有个荐举来京的到了。此人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应诏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汪家以经营典业起家,号称“汪百万”。在乾隆年间,汪氏“振绮堂”,与宁波范氏“天一阁”,为海内知名的浙西浙东两大藏书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远孙,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风余韵,广接宾客,喜欢刻书,他自己也有好几种关于考订古史的著作。这个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县出身,分发河南,补了实缺,颇见才干。以后调到山西,为曾国荃所赏识,由简县虞乡调补一等大县平遥,接着又调阳曲,是太原府的首县,也是山西全省的首县。

当首县的真正是做官,不会做的,苦不堪言。明朝末年有个阳曲县令叫宋权,常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县官与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县,等于督抚、将军、监司的“账房”兼“管家”,婚丧喜庆,送往迎来,都由首县办差。伺候贵人的颜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钱之外,还要受气,所以说“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但长袖善舞,会得做官的,当首县却是件极有兴头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将中中;七曰梨园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备,外加医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员。如今由曾国荃举荐为慈禧太后看病,是飞黄腾达,千载一时的机会。他早已盘算过,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辞官,反正回任是决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时,尽室而行,行李辎重,相当可观。

到了京师崇文门,照例验关征税。旁人听说是山西来的“汪大老爷”,不免讶异,山西连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丰富?有人说他办赈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本来是富家,无足为奇。不论如何,那番鲜衣怒马的气派,洋洋自得的神态,与薛福辰不可同日而语,却是众目昭彰的事实。

进了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接着便是与薛福辰同样待遇,在内务府受李德立的“考校”,预备第二天进宫请脉。

退出宫来,回到客栈,汪守正打点礼物,分头拜客,曾国荃替他写了十几封信,分托京中大老照应,一时也拜不完,只好先拣要紧的人去拜。此外还有两个要紧人,也是非拜不可的,一个是李德立,一个是薛福辰。

一打听,李、薛二人都在内廷值宿,这天是见不到了。汪守正无奈,只好打听到李德立的寓所,派人投帖致意。同时送上一只红封袋,外写“冰敬”,内装银票二百两。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栈,李家跟着就送来四样菜,然后李德立来拜。相见寒暄,彼此都极亲热,汪守正特意致歉,说是由于他在内廷值宿,所以不曾亲自拜访,十分失礼。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内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轮着兄弟歇工。幸会之至。”

“真是幸会!二十年来,久仰‘李太医’的大名,识荆之愿,一旦得偿,真正快慰平生,无论如何要好好请教。”

于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则是看在二百两银子的分上,再则有心结纳,好对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辞。灯前把酒,谈得相当投机。

这一谈自然要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李德立对薛福辰有意卖关子。在汪守正面前,却无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实在有限,并不比薛福辰凭一双眼睛,三只指头察觉所得来得多。

而在汪守正,获益已经不浅,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药?

“说起来亦算别创一格,那位抚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说出自古方,连西圣自己都认为不妥,终究另拟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请脉所拟的两张方子,以及这几天仍以健脾益气的治法为主的情形一说,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确是高明。同时也料准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脉案上不肯说破而已。

“抚屏先生最初学的是黄坤载,不过能入能出,博究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说,“其学大致宗东垣,自然以温补为主。”

这是汪守正的老实话。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所以发明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医道,成为“温补”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缠绵久病,气血两亏,从健脾入手,使得饮食能够渐归正常,培元益气,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极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功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本草纲目》,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人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惟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像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26节备战求和

曾纪泽是六月二十四到俄国京城彼得堡的,接连打来三个电报,第三个是报告会见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的经过。格尔思表示“条约改议,外国尚有之,罪使从古未有。”态度是“面冷言横”。因此,曾纪泽奏请将“崇厚罪名宽免,为转圜第一步”,说是“虽干清议不敢辞”。

这句话自是指李鸿藻和那班清流而言。主战一派在躁进的张之洞策动之下,花样百出。宝廷刚刚上了一个折子,说是“外患渐迫,请召知兵重臣左宗棠入朝,筹划方略,以济危难”,使得恭王相当头痛,现在接到曾纪泽的电报,他虽有“干清议而不敢辞”的勇气,恭王却不肯贸然代崇厚乞恩,只拿曾纪泽的电报面奏取旨。

慈安太后也作不了主。于是恭王建议,请两宫太后“同赐召对”。事实上也只有此一法,慈安太后便到长春宫跟慈禧太后去商议。

“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怕累着了你,又怕你生气。”慈安太后说,“你自己瞧着办吧,能支持得住,跟大家见见面也好。”

“不要紧!”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说:“这两天吃的药,倒仿佛很对劲,那一会儿的工夫,怎么会支持不住?”

这是半年之中,慈禧太后第二次跟军机大臣见面,距离上一次视朝,也有两个月了。瞻视御容,消瘦得令人吃惊,七月初的天气,她却穿的是缎子夹袍,宫女扶上御座,气喘不止,好久才能回答群臣的问安。

“李鸿章、曾国荃荐的大夫都不错。”她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人还虚得很,不过舒服得多了。”

“国家多事之秋,全靠两位皇太后决大疑、定大计,臣等才好遵循。”恭王很虔诚地说:“仰赖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圣躬,早日康复,才是宗社臣民之福。”

“你们急,我也急!偏偏又不是一服药,两服药治得好的病。你们办事,总要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实心实力,和衷共济,大局才能对付得过去。”

声音极轻,而话中的分量很重,尤其是那一句“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仿佛指责,见慈安太后老实好说话,有什么欺罔的情形似的。然而这亦无从辩白,只能这样答说:“国事如此,臣等决不敢有丝毫偷闲,敷衍塞责的心思。”

“原要这样子。”慈禧太后接着便提到曾纪泽的请求:“崇厚定罪,当初原说等曾纪泽到了俄国以后再议。既然俄国接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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