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4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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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知道有此一说，湖南巡抚赵尔巽内召，即为未来东三省总督的人选。这是瞿鸿玑的打算，因为他们同治十年辛未一榜，没有什么象样的人材，而下一科甲戌却颇有几位出色的人物，已死的如赵舒翘，现存的如吏部尚书张百熙、云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锡良、兵部侍郎胡襢芬等人，都各有表现。
汉军正蓝旗人的赵尔巽亦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的政声还不错，所以瞿鸿玑想拉他一把。内召以后，先派署户部尚书，一切筹议东三省设总督之事，常派赵尔巽参与，为他未来的出处作张本。
这些情形，袁世凯觉得不必告诉段芝贵，只问一句：“你是听谁说的？”
“在东三省听旗人谈起。”段芝贵说：“倘若真有这话，大帅倒不可不稍稍留意。”
“喔！”袁世凯抬眼望着，等他说下去。
“东三省地大物博，富庶得很，我这趟去了才知道。如果总督、巡抚是自己人，将来筹饷就方便得多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波澜大起，但表面上不现声色，“我知道了。”他用告诫的语气说：“这话，你不必跟人去谈！事情还早得很，不必急！”
意思是说，缓缓图之。段芝贵心里也起了一个念头，一时还无法分辨，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妄想？只很兴奋的答说：“是，是！我知道事情的轻重。”
※ ※ ※
慈禧太后的七十万寿，静悄悄地过去了。五十中法之战，六十中日之战，两番盛大筹办的庆典，临事而废，满以为七十岁可以好好热闹一下，谁知道又有日俄之战！幸而战事发生的早，四月里就下了上谕，停止庆祝，倘或一切都预备好了，突传警信，那就更扫兴了。
“大概我这一辈子就不用想过整生日了！”慈禧太后向荣寿公主说：“天下也真有那么巧的事。”
“这大概是老天爷特意的安排，把这一份热闹留着到八十万寿再补。”
“八十？”慈禧太后有些伤感，“就活到那个岁数，眼花了，牙齿也掉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做人也没有什么滋味。”
“老佛爷一点都不显老！倒是… 。”荣寿公主突然住口，本想拿皇帝来相比，话到口边才发觉不妥，把它硬截住了。
这一说勾起了慈禧太后的心事。从回銮途中，在开封逐“大阿哥”傅儁出宫那时候起，她就在考虑储位的归属。到得载沣做了荣禄的女婿，算是有了指望，但成婚已经两年，竟无喜信岂不叫人着急？”
这样想着，不由得问了出来：“载沣的媳妇，不是有病吧？
荣寿公主对此突如其来的一问，无从作答，想一想只能率直回对：“没有听说。”
“怎么到现在都一点儿没有消息，该找个好妇科大夫给她看一看。”
原来是关切醇王福晋何以至今不孕？荣寿公主随即答说：“奴才也问过她，她说算命的看相都说她的子嗣得很晚。”
“晚到什么时候呢？”
荣寿公主体会得出她的心境，盼望载沣得子之心，较寻常人家老太太抱孙之心，不知殷切多少倍。便安慰她说：“决不会太晚。少年夫妇，身子亦都很好，不应该没有喜信。”
“就是这话喽！”慈禧太后说：“我想总有道理在内，应该多找几个大夫看看。”
“是！奴才传旨给她。”荣寿公主想了一下，不经意的说：“皇上近来的精神，似乎又不如前了。李德立的本事有限，服他的方子，好象全无用处。”
“你的意思说，也应该在外面找大夫？”
荣寿公主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要有薛福辰那样的人就好了。”
薛福辰当年曾为慈禧太后治愈骨蒸重症，他本来是直隶的候补道，出于李鸿章的专折保荐，慈禧太后迟疑地说：“如果降旨命各省保荐名医，外头又不知道会造什么谣言？”“是！”荣寿公主看她意思并不反对宫外召医，便即说道：
“老佛书何妨问一问军机？”
“嗯！”慈禧太后点点头，“我知道了。”
过了几天，慈禧太后在单独召见奕劻时，忽然想到此事，提了起来，奕劻回奏：“奴才前年的一场病很重，是袁世凯荐了一个西医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此人叫什么名字，如今在那儿？”
“这个西医叫屈永秋，广东人，天津医学馆出身，医道很好。不过，西医用的药，跟中医不同。”奕劻答说：“这屈永秋现在是袁世凯那里的医官。”
“中西医药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是好医生。你告诉袁世凯，让那姓屈的，来替皇上看。”
奕劻不敢怠慢，当天就用电报亲自告知袁世凯。语焉不详，只说赶快派屈永秋进京，为皇帝诊脉。等袁世凯问他，如何？奕劻却又答说，只是精神委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象。
这就奇怪了！袁世凯猜疑满腹，不知奕劻为何有此突兀的通知？皇帝既然没有明显的病象，何以突然召医，而召的是西医？心想得找个人来参赞一下才好。
北洋幕府中，人才济济，各有所长，但象这类事故，需找工于心计的人来研究。想一想，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士琦，字杏城，是杨士骧的胞弟，也是袁世凯未来的儿女亲家，现任商部左丞，派在上海管理电报局。因公北上，在天津小作勾留，此人素有智囊之称，正宜请教。
听罢缘由，杨士琦开口说道：“四哥，你听说过没有，荐医有三不荐？”
“没有听说过。”
谁也没有听说过，是杨士琦临时杜撰的。他一面想，一面说：“医生不好不荐；交情不够不荐；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袁世凯想了一下问道：“前面的两不荐，都容易明白，何以谓之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病人无足轻重，死也好，活也好，没有人关心，荐了医生去，未见得受重视，却又何苦来哉？再说，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唯有病家重视病人，料量医药，才会十分经心，倘是无足轻重的病人，煮药调护，漫不经心，虽有名医，何能奏功？”
“啊！啊！杏城，你看得真透彻！”
“四哥，”杨士琦放低了声音说：“上次南郊大典，我有执事，在天坛站班，皇上步行上坛，我看得清清楚楚，连靴子都是破的。这倒想，开出方子来，如有贵重药在里面，谁能担保御药房一定会按方子照抓不误？”
“这很难说。”
“那就是了！虽说西药和中药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动了手脚，不按方子配，屈永秋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还用说？”袁世凯皱眉了，“看来以回谢为妙。”
“是的。”杨士琦又说：“这件事千万做不得！医而有功，老太后未见得高兴，医而无功，甚至出了‘大事’，四哥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听得最后这一句，袁世凯憬然而悟，悚然而惊！有戊戌告密这一段不易磨灭的往事在，谁都知道他是皇帝的不忠之臣，如果皇帝因为经屈永秋的诊治而病起变化，以至大渐，大家都会疑心他有弑君的逆行。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嫌疑。
“高明之至！”袁世凯的主意打定了，不过要推掉这件事，亦不是一句话的事。“杏城，”他说，“庆王是奉懿旨交办，不管其中是何作用，我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辞。请你再替我想想，应该怎么说？”
“不能说屈永秋的医道，并不如外间所传，这成了砸他的招牌。不如屈永秋自己也病了。”
“好！就这么办！”
于是，袁世凯将屈永秋找了来，亲自将这件事告诉他，问他的意见如何？
屈永秋倒是跃跃欲试，口中答说：“请大帅吩咐。”而脸上却有掩不住的兴奋。
“这原是件好事。以你的医道，着手成春，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各国使馆，都很注意皇上的病势。所以，你如果医好皇上的病，一定还会名扬国际，连带我的面子也很光彩。可是，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有句逆耳的忠言，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大帅言重了！”屈永秋脸上的兴奋，一扫无余。
“宫中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牵涉到皇上，更是吃力不讨好。你的医道高明，不错。可是，西医的规矩，太监不懂，臂如按时量体温，只怕他们连体温表上的度数都看不懂。”袁世凯突然问道：“庭桂，你知道宫里喝香槟怎么个喝法？”
“庭桂”是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那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地，“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