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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2章

慈禧前传-第4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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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复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        ※         ※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        ※         ※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        ※         ※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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