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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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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何尝不理解老战友的这番苦心。平心而论,去军事科学院确是个极佳的选择。单位级别高,相当于大军区正职,可以说是官复原职。作为研究机构,远离权力中心,人员结构、工作性质相对单纯。在当前各派力量角逐白热化的状况下,阵线混乱,前景叵测,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安全的、主动的待机位置上,冷眼观潮,积聚力量,以图再起,作为军事指挥员这只是个常识问题。何况,宋时轮又是这么个仗义而且足智多谋的老朋友,两个人搭档,不失为最理想的选择。

但父亲还是无意于官场。他已经心灰意冷,厌倦仕途,他说:“我只是浮萍一叶。”这正应了“爱萍”这个名字,看来他去意已定,只想飘逸江湖。宋时轮后来病逝,父亲写诗怀念他:“笑声常洒真情在,君伴春风带醉归。”一副酩酊大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跃然纸上。

叶帅究竟和父亲谈了些什么,能把他拉回这条道上?

第一次谈话,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了,叶颔首微微一笑,说那你再考虑一下吧。一个月后,又找了他。

父亲回忆:“叶帅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就坠毁了。”是昨天发射的,还是几天前发射的?因不涉及问题的本质,对确切日期,我也没有去核准。但他们的谈话肯定是在1974年11月5日之后。

叶帅接替总理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颗刚刚坠毁的卫星,是叶帅10月22日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射的。这是今年坠毁的第二颗了。

叶帅说,还记得当年你搞的规划吧?

怎么样了呢?父亲问。

父亲作为聂老总和罗瑞卿总长的助手,最早战略武器的规划、计划、体制编制和基地建设、型号验收都是他分管的,后来又接过了科研试制和组织实施。仅就航天方面,就有近、中、远程导弹;运载火箭;通信、侦察、气象卫星三大领域。只是载人航天和反导系统还没有定论。

父亲说,原计划是1969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他当然记得,1965年10月,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论证完成,除发射东方红卫星外,还应具备发射一系列科学探测卫星和应用卫星的能力。1966年5月,正式命名为长征-1号,一、二级和控制系统以中远程导弹为基础,配上最新的以固体推进剂为动力的第三级火箭,一举将400公斤重的卫星推上440公里的圆轨道上。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1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439.2384公里的环地球轨道。虽然比原计划整整推迟了一年,但毕竟凭借着体制的惯性,还是成功了。

但惯性总归是有限的。1972年8月10日长征-1号发射试验卫星失败;1973年9月18日发射又失败;长征-2号发射的返回式卫星,一直拖到了1974年……

11月5日清晨,长征-2号火箭首次执行重型卫星发射。火箭起飞后数秒,飞行姿态即失去控制,摆幅越摆越大,20秒后,姿态自毁系统起爆,看着如雪片般撒落的火箭残骸,人们目瞪口呆。这就是叶帅和父亲谈话时提及的那颗星。

何止是战略武器?“文革”的冲击,使所有的项目都推迟或中断了。那年头,头头像走马灯似的换,谁上台都要上个新型号,搞出份文件,捅上去,什么培养宇航员,什么反导,不顾现有的技术和经费条件,异想天开。这种文件都经过最高决策层,批了就成了最高指示,谁还敢反对?光三机部搞歼击机,型号就五花八门,一会儿说全民皆兵打游击战,就要研制超轻型的能在土跑道上起降的小飞机;一会儿又要突击敌人后方纵深,要研制载弹量大、留空时间长的。反正都说是战略方针的需要,都说是最高指示,结果都是废铁一堆。

作为中央专委主任的叶帅能不急吗?父亲说:“这都是在败这个家啊!”

对国防科技战线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中前期,是个大丰收的喜庆年代,也是父亲精力最充沛的时光,是他有生以来最为忙碌的时期。从50年代中期开始,经10年苦心的积累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国家经济调整陆续到位,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1965年中程导弹试射成功,1966年两弹结合的成功,年底,第一枚氢弹爆响。中国实现了能够用于实战的地区性的核打击力量……共和国终于走出了低谷,正在一步步地逼近两个超级大国。直到今天,谁都解释不清,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全都毁掉呢?

叶帅和我父亲,谈到了此处,都莫不叹息。父亲回忆,自己不知说了句什么话,叶打住了,似在婉转地制止话题的深入。这使我想起了父亲曾说的,1959年他从金门前线回京,向彭老总汇报后,谈到了大跃进后的农村混乱状况,彭也是沉默不语,神情凝重。忧国忧民啊!

在纪念李达(注:副总参谋长)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叶帅要张爱萍出山,谈了三次都没有结果。叶知道李达和张有多年的交情,就让李来做做工作。李来到张的住所说,一起去参加个活动吧。张问是什么活动?李说别问了,就当是去散散心。原来是个讨论中程导弹定型的会议,听着听着,张就忍不住了,激愤地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年了,还在争论中程导弹的问题,居然还都大言不惭地说是什么大好形势……

这篇文章题目叫“李达智请张爱萍”。

父亲还记得1966年5月9日这一天。当第一发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准确命中目标,看到在戈壁滩上猛烈冲起的蘑菇云,他写道:“晴空一声天地愕,烈火燎原磅礴。”展望自己投身的无比壮丽的事业,他又写下诗句:“奇迹频年新创,险峰无不可攀。”

但这一切,到1966年10月27日就戛然而止了。当他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人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父亲说:“想到第一发成功时,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都落泪了。为什么同志间一下子会变得如此冷漠呢?”他的心都在作痛。

那种冷漠是透人心骨的。我曾看过罗点点写她的父亲罗瑞卿。她说,罗遭批判时,周围的同志们一下子都不再搭理他了,那种冷漠刺痛了他,他选择了死。

还是那句话,“文革”改变了所有的人;或者说,“文革”让所有圣人的灵魂展现在俗人的面前。怪不得直到今天,对“文革”还是讳言忌深呢!

你就这样走马上任了?我在继续我们的话题。

“是的,给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卫星送上去。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他决心出山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谈到了很晚。一个戴着特务、通敌、假党员帽子被关押了5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这一家人,历经了9年家破人散的凄苦,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们终于从生死罹难的边缘走过来了,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出来了。不错,我们都为他洗刷了罪名,重新获得信任和重用而欣喜。但真正让我们珍惜的并不是父亲的地位。我们深感自由的可贵,阳光的可贵,一家人平安祥和的可贵,做一个不被歧视和不被欺辱的人的可贵。

但父亲又是怎么想的呢?

是的,他曾经为拖累我们而掉泪。他在狱中曾写道:“我这一辈子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妈妈,让你们被我拖累,为我吃苦。”

在福建时,在他默默地制作白兰花的标本时,他的案头就压着陶渊明的一首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远离了人世间的嘈杂,丢掉了物欲,断绝了俗缘,精神就超出于尘世之外了。

但今天,叶帅的召唤,不是他个人的召唤,是我们这个被“文革”搅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民族的召唤。古老而多难的民族啊,要求这一代人,丢掉他们个人的恩怨和荣辱,为铸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奋斗。

铸造大国——使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受别人的凌辱和蔑视,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自年轻时就铭刻在心的光荣与梦想。

若干年后,已是90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那段日子,他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还能听到它在唱歌呢!”

什么?我们都哑然失笑:“爸,你这是幻觉!”

“我真听到过的。关押在那里,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夜很静,它一个小时绕地球一圈,每次飞过头顶时就能听到它在唱歌……”

“你不是说过附近有个东方红公社?不会是他们大喇叭里放的《东方红》唱片吧?”

眼见着一步一步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战戈壁、斗风沙,两弹一星就像是他的孩子!他不仅为它吃了苦,也为他坐过牢。他能无动于衷吗?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面对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对父亲的决定,我们全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父亲也许是觉察出什么,或许是要宽慰我们吧,他说了一句话,但却更使我们惶惑不安。他说:

“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

真是这样的吗?他们又一次以他们的理念来塑造心中的毛泽东了。

我们都睡不着觉;他也睡不着。这天晚上,他写道:

“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

喔!上帝,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就安排好了他的命运。

他注定是要被绑在十字架上的。

2 七机部230厂

父亲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这个新上任的国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他在这里蹲点试验。由此,展开了他历时8个月的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急风暴雨般的整顿。

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

还是战争年代那个办法,找寻主攻方向,集中兵力于一点,一举突破,然后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

突破口在哪里呢?

座谈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我们被扫地出门后,父亲放出来只能住招待所了。他的那些旧部,见到当年曾经是英武潇洒的总指挥,现在手拄拐杖,自然都免不了扼腕叹息、唏嘘不已。说起这几年,差不多都有过批斗、关押、审查、下放劳动的经历,说到被折磨凌辱致死的熟人,免不了声泪俱下……

打住吧!父亲说:“时间不多了。”

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父亲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小人得志,必生出许多乱子来。相互争斗不说,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天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出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座谈中,他们告诉我父亲,整个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他们说,您1965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两年了,连影儿还没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的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斗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唯生产力论”、“为错误路线服务”,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一些老科学家说,几十年前漂洋过海回来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告诉我父亲,领导都被整怕了,遇事推诿,不敢负责,反复试验,永不定型。弄到现在,新的技术课题攻不下来,定型的武器又拿不出来。他们说,科研项目谁都想上,天上地下,太空海洋,航天飞机、载人飞船……真是五花八门,天花乱坠。只要能捅上去,中央就批,一批就立项,谁敢反对?弄得人力分散,资金浪费。结果是,谁都搞不成。

其实广大群众都有怨气,1974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有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笳,当时的国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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