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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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毛病是，了解人的时候，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样就往往对于干部不能有根本的估计。这种毛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我们共产党中也有过这种情形：今天这个干部表现得好一点，就把他一抬抬上了天，同一干部明天表现得坏一点，就把他一打打到地下去。你们看见过老百姓盖房子打桩，一上一下。使用干部不能也像打桩子一样，今天看他好，便把他提得高高的，明天看他做得不够，便把他打下去，后天又把他提起来，再后又打下去。这种一上一下打桩式的用人是不对的。造房子打桩愈多愈好，如果对干部也这样来几次，我说顶多只要三次，这个干部就算断送完了，因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过去我们在江西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毛泽覃（注「毛泽覃（一九○五……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师师长、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江西瑞金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第112页。」）同志，是毛主席的弟弟，人家说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得，便认为这个人不能用。后来扩大红军需要人工作，于是派他到一个区域去，结果不但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大大地超过，成绩非常好。他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又把他抬高起来，调他到闽赣边界的游击区去工作。隔了几个月，因为他说了几句似乎有些近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正在这个时候，恰巧又派他去扩大红军，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于是又都说他不能用了。大家都不要这个人，送到这里拒绝，送到那里拒绝。一个这样的同志，竟会到处无人要，连饭都几乎吃不成了。后来红军退出江西的时候，他在战斗中勇敢地牺牲了，为着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了解人的问题。
再讲第二点：气量大。
用人要气量大。何以要讲这个问题？现在时代变更了。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二八年有何不同？卢沟桥事变（注「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第112页。」）以前与卢沟桥事变以后有何不同？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注「陕公即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给以短期的革命教育。一九三九年七月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同年十二月在延安复校。一九四一年并入延安大学。……第112、223、252页。」）、鲁艺（注「鲁艺即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文艺工作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九年七月，该校一部分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其余部分一九四三年四月并入延安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东北。……第112、223页。」）、党校（注「这里所说的党校，指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长征以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瓦窑堡复校，改称中央党校。一九三七年初迁到延安。……第112、178、223、250页。」），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六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抗大、陕公的同志去和敌人搏斗还不会成功，要团结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注「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月，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且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第113、180页。」）武昌起义，几天之内全国就有十几个省起来响应。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他气量大，什么红枪会（注「红枪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起源于山东，渐流行于河南、陕西以及其他许多省份，固以红缨枪为武器，所以有这个称呼。中国共产党对红枪会的政策是启发和帮助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力量，免遭军阀、土豪的利用。……第2、113页。」）、哥老会（注「哥老会……是民间的秘密团体。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退伍军人和游民，也掺杂有地主分子。辛亥革命时期，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和领导，多次参加武装起义。……第113页。」）、三教九流（注「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第113页。」）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做大事。我们也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得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同志们毕业后到敌人占领区域，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在那些地方用人，更要有大的气量。那里有许多从大城市避难出来的人才，躲在田野山里。你代表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组织游击队，只要干得好，包管躲着的人会出来归向你。那些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家，假装成农民的，这时候都露出真面目，投奔到你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山东有一处地方，只去了几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八路军干部，号召老百姓抗日，一下就来了几千人，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现在讲第三点：用得好。
要有什么方法用人才能用得好呢？我想没有旁的道理，只要是在你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任何工作都是一样，你们以后做地方工作，军队工作，或者党的工作，要使每一个人都很负责，都很积极努力，都很高兴，就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就怕在你领导下面，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不安心，请求调动工作，等等。一个同志如果工作合适，能发挥所长，是绝对不会请求调动工作的。他要求调动，说明他已经不能安心工作。如果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就是领导得不好。那末，要怎样领导才能使干部高兴地安心地工作呢？只有一条，就是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有许多下级干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服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说：“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他举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一定要使下级敢说话，同时还要使下级敢做事，就是做错了也不要紧，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他就一定会积极起来。
不敢说话为什么不好呢？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有某些不同的意见，又不敢说，而议案已经表决通过，这些决议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宁可争论，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
用什么方法使别人敢说话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在一个领导机关里，一个领导者别人见了他就不敢说话，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亲近他，都爱和他说话，这个领导者一定很能团结人。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其实，领导者又何必装出很凶很庄严的样子呢？同志们也许要问我，领导者的好坏是从政治上来看的，为什么要看面孔呢？但是很多人都要看面孔，不要说别的，就是共产党员中间也有这种习惯，所以领导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规规矩矩请他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很可能有的人就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有人常常不敢在严肃的场面中间说话。
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
第二，少戴大帽子。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
有一些人，专门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比如，某个同志犯了一些小错误，他就说人家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小的错误能说是因为政治上的动摇吗？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因为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我可以说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个女同志，她把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后来大家把它检查出来了，就推论说：“大概是她不愿拿出来给人家用吧？”于是下了个结论，批评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不相容！又有一个同志在吃饭的时候吃菜吃得很多，向来是吃菜“打冲锋”，另一个同志就批评他是自私自利。假如这个同志是共产党员的话，凭着自私自利这四个字，就得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