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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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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后,他又遇到了第三个想不到:在太平军攻入湖南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领兵打仗,并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战争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说承平时代,一个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对命运的主宰力量感受并不强烈的话,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却往往使人成为命运的信奉者。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军事战争局面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势如破竹,忽而陷入绝境,忽而又死里逢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种更强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国藩而论,他在战争中多次自杀,三度写下遗嘱,以为必死无疑,最终却屡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在战争中才让人体会得最深。

回顾往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粒,在命运的簸箕中随机跃动。

天意从来高难问。事实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经常做出一些看起来乖戾无理的决定。人的幸运和不幸,也不是一时一世能看清楚的。古来如李斯、董卓、杨素,智力皆横绝一世,早年飞黄腾达,看起来命运对他们很厚待,结果“而其祸败亦迥乎寻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锐意进取者,终生不得施展,却幸运地逃过了动乱,得以享尽天年。“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

大彻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黄老,由执著事功而进入到思考人生与宇宙的关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须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个人的成败,用更大的维度来判断得失的价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味执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层面,则人间小小荣辱风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这一点,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层,定力大大增长: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贤以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惭惭蠲除矣。

似乎是为了奖励曾国藩对“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曾国藩的命运:他本以为这次被罢回家,将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因为此时正当太平军内乱初起,由盛转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没想到大局骤变,太平军势力复张,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战局。这一天旋地转更加坚固了他的天命观。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曾国藩一生,每于人生道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也成了他用来安慰疏导曾国荃心理疾病的良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当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围,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至于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国荃将能否攻下南京“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曾国藩说,战争之中,人只能全力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但至于“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他这么说,是惟恐国荃在攻城时失去耐心,不择手段,蛮力强攻,致出危险。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用科举考试来比喻天京之战:“譬如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之主张也。”天命难测,个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地努力,不可妄图侥幸,鲁莽裂灭:

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攻下天京后,朝廷打压功臣,有意贬抑曾国荃,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又开导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意思是湘军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并非全是你的本领,因此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一个人功名达到什么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决定的。“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难攀跻之人。”

曾国荃身陷困境之际,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断地敲打他。他用来规劝曾国荃的话,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波中能心平气和,沉稳练达,甚至“老奸巨猾”,帮助他成功地处理了功高震主之后的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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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曾国藩的相面术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曾国藩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史载:江忠源任侠自喜,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曾国藩善相之名流传如此之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一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

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葛虚存就否认曾国藩以术相人:

盖生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一、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清政府对他盖棺定论,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二、曾国藩确曾以“相术”相人。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

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容闳这样回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相过面后,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但容闳并不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回答说,他也许有军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通过这种方式谢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这是文字中记载曾国藩相人实践最生动详细的一篇。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同官册》一册,内容是曾国藩接见属员后写下的评语。从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相学素养。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腰劲挺”。在这些人名后面,他画0,这类面相说明这些人“心术正”、“可造就”、“可用”。另一些人名下面则记有“目有浊气”、“横纹入口”、“视下,言闪烁”、“鼻削下锐,面干瘦非福相”等从相法角度来说是恶相的描述,这些人的名字被画了,后面评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等词。很显然,许多下属仅凭这一面之缘,或者说,仅仅因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状,就被曾国藩决定了政治前途的穷与通。

除了这本《同官册》,曾国藩研究运用相术的记载还大量见于其日记之中。

咸丰八、九两年,曾国藩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接见部下时的相面结果,随手举出几例:

陈青云……眼圆而动,不甚可靠。

刘湘南……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气可爱。

廖世霖……充哨长。鼻梁直,腰身正。在家小贸营生。头发、眉毛有浊气。

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三年入罗营,从救江西。

周惠堂……充水营口官。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

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

曾国藩之精通相术,与他的识人之明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多数人认为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就这样说:

湘乡(指曾氏)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



相面术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之时,在中国贵族之中已经十分流行。《左传·文公元年》载:

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也就是说,周天子派遣内史叔服前来鲁国参加葬礼,公孙敖听说内史叔服会看相,便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叔服对公孙敖说:“谷可以祭祀供养你,难可以安葬你。谷的下颌丰满,其后代必定兴于鲁国。”

而范蠡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尉缭讲秦始皇“蜂准(鼻子高),长目,鸷鸟膺(胸部挺起),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在历史上更是广为人知的相面实例。

春秋以降,相术大兴,历代著名的相人专家层出不穷,比如,汉朝时的许负、王充、王符,唐朝时袁天罡,宋朝时陈抟,明朝时袁珙、袁忠彻。各类相书更是汗牛充栋,像《麻衣相书》、《五行相书》、《柳庄神相全篇》、《平镜宝库》、《骨相法》……不一而足。及至明清,相面摊遍及城乡,相面术成为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一种重要方术。在晚清政治高层人物中,以相术择人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胡林翼在向曾国藩竭力推荐李鸿章时,理由之一就是李氏的相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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