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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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并没有夸大。
第二章 曾国藩的笨拙与精明
曾国藩智商不高，天资平庸，左宗棠经常批评他“太笨”。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分析曾国藩的一生作为，却会发现他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那么，他是怎么从笨拙到精明的呢？
第一节 智商不过中等
一
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诵了多少遍还背不下来。一小偷本想等他睡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
这个笑话并非空穴来风。曾氏一族的天资并不出色。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过关。曾国藩的几个兄弟，虽然也都十年寒窗，却没有一个达到举人的功名。曾国藩本人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他的平庸一目了然。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
这并不完全是谦词。
二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这种人生哲学得自他独特的人生经验。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知道自己这辈子靠读书发达无望，遂“发愤教督诸子”，对长子曾国藩更是毫不松懈。但是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后，只知道一味用蛮力，下笨功。曾国藩回忆说：
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
笨父亲教笨儿子，真是够难为他们的。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所以，“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经验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中这样说：
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及其成熟，则圣人之徒也。
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这正是曾国藩的自我写照。他一生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招士兵，也专要“朴实少心窍”的山民。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说：“打仗要打个稳字。”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湘军作战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湘军却毫无办法。太平军最希望诱使湘军野战，但湘军绝少野战。曾国藩说：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湘军主动攻城，也是用最笨的办法，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曾国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
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第二节 笨有笨的好处
一
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这一学说的逻辑推导却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觉类比之上。董仲舒说“人副天数”，就是说，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样的。他的证据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而人有四肢；天有昼夜，故人有视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应。因此，上天打雷就是发怒，皇帝就应该赶紧祈祷。
他的反对者王充的逻辑同样一塌糊涂。王充说：天没有思想，因为天没有眼睛，没有嘴，“以天无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无口无目呢？王充说，我们摸不到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地没嘴没眼睛，而人们都说天地是夫妇关系，老婆没嘴没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没有，“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王充和董仲舒是论敌，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逻辑的儿童式思维。
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小葱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顾准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说：“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记说：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一席话道尽了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
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正是通过这种“笨拙”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谬误”之间那一步之距离。他说：
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份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室殊，亲有杀（降等、减少，在这里是等级的意思），贤有等，或相倍蓰（一倍和五倍，泛指几倍）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
也就是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弊；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弊。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说，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以为下一次参考。曾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