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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你因灵魂而被爱:张爱玲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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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然以女佣余妈、碧桃她们的口气,引用这句南京俗语。

也许,她们母女最大的隔阂在这里,张爱玲始终高看了自己的母亲,就像她小时候,仰起脸看着她母亲梳头,以为她是那样美丽、强大、不可攻克。她因此高估了母亲对自己的伤害,黄素琼一个也许随意的举动,都被她读出深刻的恶意,假如她能明了她母亲不过是个普通人,不可能处处完美,做事也欠思量,是否,就能更早的时候,多一分释然与原谅?

黄素琼则是低估了女儿,当那些语言脱口而出时,她还是把女儿看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以为自己的那些情绪发泄,不会在她心里留下痕迹—“反正是为了他(她)好”,做母亲的,通常以为“政治正确”就够了。

最后还是没还成,张爱玲硬着心肠想,不拿也罢,不拿也没有别的了。

我还了,你没要,这笔债也算了了,别以为你还能在我这里留点儿什么。

说起来真绝情。

但这一次,她不断地感到她母亲正在老去,感到周围的人,对她母亲的冷淡,她时常诧异,却不知道这诧异便是不平。她的作品被桑弧改编成电影,她母亲去看,非常满意,张爱玲诧异她也像普通父母那样,对子女的成就容易满足,她没想过,她母亲也许不过是个做得不太好的普通母亲。

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洁净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再未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希望张爱玲能够到英国与她见一面,写信给她“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她的好友邝文美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一个月之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留给张爱玲一箱古董,张爱玲靠变卖那些古董,挨过了和赖雅在一起时的困窘时日。

就在她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曾经怀孕,随后流产,许多人提起过这件事,《小团圆》里将它写得触目惊心。在小说里,赖雅化名为汝狄,他劝盛九莉生:“生个小盛也好。”盛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那个男婴最终是被抽水马桶冲下去了。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

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她不要孩子的决定就当时的生活状态来说是对的,却使她失去了一个理解和原谅母亲的机会。并不是“养儿才知报娘恩”,生孩子是自己的决定,谈不上报恩这种话。只是,当一个女人有了孩子,才知道做母亲多么不易,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中,你会在原谅自己的粗疏时,体谅当年的母亲;你会因为变成女人,而将当年那个不成熟不完美的母亲视作姐妹,消解掉许多误会形成的隔膜;甚至于,你对一个孩子的母性会扩大到对整个世界,回头再看母亲,她的很多错,对你的很多伤害,都是因为她在自己的成长期,曾遭遇过更多的伤害。

以黄素琼为例,她出身名门,祖父为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家中极为守旧,打小裹脚,读的是私塾,弟弟却被送进震旦大学。若是在过去,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那个大变革的年代,黄素琼心中就颇有一番起伏。她的要强,她对新世界的迷恋,皆是因此而起。

另一方面,她是遗腹子,没见过父亲,从小见的,只有嫡母和亲生母亲这两个寡妇,她心中有阴郁的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她不是故意要那么暴躁严苛的,是命运要她这样,若能理解这一点,会不会就会少点儿伤痛?就像我小时候我母亲也极端暴躁,经常口不择言,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领悟到,她不知道如何善待一个孩子,是因为她不曾被世界温柔相待,她以为这样也可以。事实上,比起她曾遭遇的那些,我所受到的伤害确实不值一提,她也许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

张爱玲有没有想过这些呢?也许她也想过,只是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积习已经积重难返,她也没有契机让自己从中脱离。

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这句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是,百孔千疮的爱也是爱啊,也能够温暖人心。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母亲,最后只能是睡在她的血液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

10 父亲张志沂:前世的情人,还是怨偶

张爱玲的父母,一个过时得让人叹息,一个新锐得让人侧目,但是,正是有了这太旧的父亲,和太新的母亲,正是触及灵魂地感受到两种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撕扯与挣扎,才会诞生如此绝世而独立的张爱玲。她立于时代之上,不被成说牵制,不随潮流而动,孤独地固执地揭示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文字,也因此如河底美玉,几经时间之水的洗涤,愈加璀璨。

1。他还没长大就过时了

张爱玲的小说《心经》,讲一个女孩子和自己的父亲相爱,热烈到惨烈的感情,偏偏用清淡的笔调写来,直叫人毛骨悚然。

张爱玲说自己的小说,大多有所本,不知这篇小说的原型来自何处?联想作者生平,就算我八卦吧,我也得说,这里面似有她本人的感情经验。不是都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吗?虽没到小说里那个地步,但,同样是一种骤冷骤热的,被阻滞了的爱。

从默契融洽,到分道扬镳,几乎是在一瞬间,好像一只曾经精美的瓷瓶,被掼碎在地,光弧划过,碎片飞溅。张爱玲和她父亲张志沂,各自掉头走开,却在别人无法注意到的瞬间,拾起残瓷一片,珍藏在心,即便被那棱角划得伤痕累累,仍然无法舍弃。

当张爱玲和张志沂天各一方,彼此想到,是否各有各的委屈与芥蒂?其间的酸楚难言,倒跟爱情有点儿相似。创伤多半因为爱而不是不爱,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

要说清这一场父女恩怨,首先要弄清张志沂这个人。张爱玲笔下的张志沂,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妖魔化的形象,他抽烟、逛妓院,不求上进,没有责任感,行为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当年,张爱玲揭露父亲对自己施暴的文章《私语》以英文发表时,那家报纸就用了“What alife!What a girl’slife!”这一惊一乍的标题,显见得张志沂是一个十足的恶棍。

但是,张爱玲的文字和眼光,从来就不是平面的,只要读者再多一点儿耐心,就可以从张志沂的表面,看到他的内里—他是时代断裂造成的一个“多余的人”,他长成这样,不能由他自己负全责。

《孽海花》为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耦量身定做了一则传奇,说她在签押房里与张佩纶相遇,豪门小姐怜惜落魄才子,她为他写的诗偏巧被他看见,更加幸运的是,得到了老爹爹支持,才子佳人的戏码,演变成童话的结局: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李菊耦和张佩纶唯一的儿子张志沂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绝不可能在签押房里与爷爷相遇。

他干净利落地剔除了所有传奇元素,将“爷爷奶奶”的故事还原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姻缘,两人年龄与身份的差异,则是因为李鸿章择婿太不按常理出牌。老李后来又将小女儿嫁给小她六岁的任家少年,完全不符合“中国式婚姻”的习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任家少年)一辈子嫌她老。

比较而言,李菊耦还算是幸福的,浪漫的前传虽是小说家言,她和张佩纶婚后的生活倒也算安逸,风晨雨夕,庭前阶下,他们煮酒烹茶,谈诗论画,简直有点儿像当年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了。可是,首先,就像李清照的快乐生活终究风侵雨渍百孔千疮一样,有谁能够在时代大格局隐隐的威胁之下,坚守住个人的幸福堡垒?张佩纶不是赵明诚,李菊耦也做不了李清照,从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就不是多么真切,更像浮在荷叶上的露珠,晶莹流转,看上去很美,但跟荷自身总是隔了一层。

张佩纶晚年自称生不如死,可见他不曾真的幸福;李鸿章写给李菊耦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儿:“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老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却收效平平,李菊耦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我仿佛看见他们在风花雪月的背面,侧向无人的一隅,嘘出一口气,露出不快乐的表情。

《对照记》里,有李菊耦中年时期的照片,她发胖了一些,眼睛定定地看着镜头,像是一个极平凡的母亲,内心所有的稳定,都来自身旁的一双儿女。

这双儿女,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姑张茂渊。

多年来,李菊耦配合张佩纶,上演隐士夫妇的风雅风范,但“煊赫旧家声”里的浮华影迹,未必真能在她心中消弭。何况,在当年,她就不是一个只识妇德与女红的千金小姐,也不是杜丽娘或者崔莺莺式的纯情女生,她是能帮助老爹爹看公文的,从婚后和父亲的来往书信中,也可看出,她对于官场人物、规则,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样的一个李菊耦,不大可能甘心于边缘状态。娘家的兄弟们时不时就有一个“阔了”,她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压力转化为动力,动力放在培养儿子上。可惜,正像周杰伦唱的那样,观念不及格,其他全是垃圾,李菊耦的苦心孤诣,也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叫作“不合时宜”。她老爸和老公都是少年进士,科考高手,靠文章起家的,李菊耦立意在儿子身上复制他们的成功,打小就盯着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李菊耦的严厉取得了成绩,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无事时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

这份童子功是扎实得可以,但又有什么用?1905年,张志沂十岁左右清政府就废了科举,再也不是一篇八股定终身的年代了。张爱玲听她老爸背书总是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张志沂这样孜孜于背诵“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惯性还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抗议?搭进了金色童年不算,硬生生地被灌进一肚子无用的学问,不惆怅是不可能的。

除了学问,李菊耦在思想意识上也对儿子严防死守,纨绔子弟,鲜衣怒马,那么她就把儿子往土了吧唧上打扮,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衣服,满帮绣花的鞋,没有一副时尚的行头,他就该羞手羞脚地见不得人了,亲戚家那些时髦子弟也不会愿意带他玩。

不承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志沂小同学穿着绣花鞋,走到二门上,四顾无人,取出袖子里藏着的一双时尚新款,换下来,走出去,女仆在骑马楼的窗子里窥到,想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一双绣花鞋,哪能挡住时代、家族、社会各种因素的进犯?何况这颗正在成长的少年心,就想扑通一声跳进那大染缸里去。李菊耦从娘家带来的“先进”经验里,似乎只有一点是可取的,那就是培养儿子饭后“走趟子”的习惯。所谓“走趟子”,就是踱步,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好习惯,难坚持,李菊耦的老爸李鸿章属于能坚持下来的极少数,在军中也照做不误。李菊耦将“走趟子”作为家族优秀传统,移植到儿子身上,多年后,张爱玲经常看见她爹围着铁槛一遍遍地转圈,在烟榻酒桌之间,秉烛夜游之余,他哪儿需要像走趟子这种投入时间少而收效巨大的运动?没有了李中堂家国在身的庄严感,张志沂的绕槛而行,就有了一种讽刺意味,一种笼中兽般的荒诞。

在其母的精心教育下,张志沂还没长大就过时了,一个天生的遗少,处处都别扭。

三十来岁的时候,他也曾在铁路局和银行做过英文秘书,第一次是因他生活放荡,声名狼藉,影响到引荐他的堂哥的官誉,致使堂哥“下课”,他也丢了工作;第二次则是因为他供职的银行有日方背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怕被误认为汉奸,主动辞职。两次原因不同,但给他留下的记忆都是不愉快的,他干脆再不出山,就靠着母亲的那份遗产,过着堕落但也不是很快乐的生活。

2。被时代和妻子一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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