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部曲-第1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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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不再问话了。他登上一个小山坡，纵目望去，只见周围山石顽犷，地势散漫，全无一点山水环抱、气势团聚之象，对墓里葬的是不是真正的宗圣遗骸甚表怀疑，但他没有说出来。
回到嘉祥书院，曾国藩只是和县令程绳武谈嘉祥的经济民生以及前两年捻军在这里的活动情况，再不问及宗圣的事。曾广莆急了，他和族人们商议着。好不容易挨到县令告辞，曾厂莆忙进来，对曾国藩说：“叔祖这两天回籍朝祖，曾氏阖族倍感荣幸，大家在一起计议，都说这次重修族谱，非请叔祖出面不可。”
曾国藩道：“我虽是宗圣后人，但我家这一支迁到南面已近两千年了，再由我出面修嘉祥境内曾氏族谱不太合适，且我军务在身，也无暇办这个事。”
一开头就碰了个钉子，曾广莆大为失望，他仍不甘心：“叔祖一族虽说早已南迁，但毕竟我们是宗圣一脉所传，骨肉之亲是改不了的。倘若叔祖过忙，何不叫两位叔父中的一位来担任呢！”
曾国藩笑道：“他们年纪轻轻，懂得什么！”
曾广莆本是个木讷而无主见的人，被曾国藩这两下一堵，就不知如何说下去了，嘴里嗫嚅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曾国藩又是气恼，又是怜悯，说：“伯仕，嘉祥县曾氏重修族谱，我们湘乡曾氏就不参与了，还是由你为头，把族谱修好。日后国家承平，我也还没死的话，我倒有个心愿，弄清楚宗圣公的后裔，目前除嘉祥、吉安、湘乡外，还族居在哪些地方，再邀请他们一起来合修一个曾氏全族谱。如果那时族人看得起我，推我出来主办此事，我也乐意。你看呢？”
曾广莆心里怏怏地，口里只得说：“那当然是我们曾家的大庆。”
曾国藩说：“这两天看了嘉祥和南武山两处宗圣庙和墓地，为宗圣后裔的衰微深感痛心。这固然是国家不安定、嘉祥贫瘠所致，更因曾氏族人淡忘了宗圣公的教诲，也忘了雍正爷‘省身念祖’的圣谕。宗庙不修，祖宗不祀，还有什么曾氏家族可言？更不必去指望它兴旺发达、人才辈出了。根本之事不办好，汲汲遑遑去修族谱，族谱修得再完备，又有什么用呢？”
曾广莆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这才是曾国藩不主持修族谱的原因，后悔不该请他来嘉祥。先以为他看到宗庙凋敝，会动心而捐巨资，谁知分文未给，还招来一顿教训。事已至此，曾广莆只得说：“叔祖教训的是，孙子作为宗子，未把全族人团结好，愧为宗圣后人。”
“当然，这不能怪你一人。”曾国藩叹了一口气，说，“嘉祥曾姓阖族人都有责任。曲阜的孔庙诚然不可去高攀，但邹县孟庙那样的规模，是可以做得到的。邹县并不比嘉祥富裕，但孟氏后人对先祖恭敬之心，远远超过了我们曾家。我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曾广莆的脸通红通红的，低下头，无言可答。隔了很久，曾国藩才说：“我虽通籍二十多年了，官居一品，带兵这些年里，几百万两银子在手头过是常事。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所积的银子也不过就只两万来两，有心资助你们重建宗圣庙和书院，也无力做到。我只能捐祭产银千两，你们用它去买点田地，养活几个管理庙宇的人，一年四季给宗圣公上几道祭菜。再有点剩余，则资助给嘉祥书院，培养几个举人、进士出来，光大嘉祥曾氏门第。伯仕，你作为嘉祥曾氏宗子，所居也太简陋了，雍正爷的赐匾都不能悬挂，未免使人太酸楚。我再送你四十两银子，你把房子修缮一下，再添一套新衣服，平时也好体面地会见外来的客人。”
先以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又得到一千零四十两银子，五经博士在大失望之后得了一点小满足。
这一夜，曾国藩在嘉祥书院里想了很多很多：嘉祥县曾氏后裔如此衰微，宗圣公在天之灵何能心安！湘乡曾氏现在虽说有天下臣民第一家之称，但世人哪里知道，这“第一家”其实是空的。且不说个中的辛酸苦辣，就说目前的剿捻战局，前途未卜，倘若河防之策再不能取胜，这第一家便要立即中落了。杀人攻城得来的荣耀毕竟是短暂的，这中间有着许多偶然性，家族传之长久的兴旺，靠的是礼仪诗书！
曾国藩这样想着想着，便更加挂念武昌城里的九弟。河防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新湘军在鄂北豫西对捻军的作战。然而，曾国藩此时做梦都未想到，正是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巨大荣耀的九弟，眼下与湖广总督官文彻底闹翻了，终于导致河防之捷成为画饼一张。
七 武昌城里，巡抚和总督大开内战
三个月前复出的湖北巡抚曾国荃，与他的大哥截然不同。皇家刻薄寡恩的本性，功臣鲜有善终的历史教训，以及四哥反复讲述的白云观丑道人的恳切规劝，都不能使他大彻大悟。他依然是目空一切，我行我素，不把称雄皖豫多年的捻军放在眼里，也没有把朝廷的宠臣官文放在眼里。新湘军的失败使他愤懑，不久又传出彭毓橘被肢解、悬首示众的消息，更使他暴戾失常了。
彭毓橘是他的表弟，年纪相仿佛，性格也相投，攻打金陵时出力最多。当萧孚泗、朱洪章、刘连捷等人都不愿再赴战场的时候，彭毓橘慨然应邀为他组建新湘军。现在遭此下场，曾国荃怎能不伤心，不暴怒？就连奉父母之命暂回湘乡料理家务，路过武昌住在抚署的曾纪泽，也为表叔的惨死而伤心。
这天深夜，粮道丁守存悄悄进了抚台衙门，秘密会见了曾国荃。
“九帅，杏南将军之死，是由于断粮的缘故。”丁守存向曾国荃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
“粮台为什么不供应军粮？”曾国荃顿时怒火冲天，对着粮道吼道。
“九帅息怒。”长着一副黄瘦马脸的丁守存轻轻地说，“粮台本来贮存一百万斤粮食，只因官中堂原招募的五千鄂勇被九帅撤了，欠饷一时无银兑现，官中堂命卑职将粮台所有粮米调出来，按每勇二百斤发放了。杏南将军出兵前，粮台想方设法为他筹集四万斤粮，先想随后就再运去，谁知粮路给捻匪断了，假若彭将军再多带两万斤，都不至于军心涣散而招此败。”
“你说的这事有根据吗？”曾国荃两眼恶狠狠地盯着丁守存。
“卑职这里有官中堂的亲笔批示。”丁守存从靴页里抽出一张纸来，双手递给曾国荃。丁守存并不是曾国荃提拔的人，他为何对曾国荃如此忠心呢？
原来，他不是为了讨好曾国荃，而是要报复官文。两年前，丁守存利用职权贪污了一万两银子，被人告发，官文将他臭骂了一顿，声言立即参劾。丁守存吓得磕了几百个头，求朋告友，凑集了一万两银子赎罪。官文仍不松口。无奈，丁守存变卖了部分家产，给官文送了一万两银子的礼，官文才许他一个暂不参劾、戴罪效力的机会。因此，丁守存恨死了官文。正因新湘军初战失利恼羞成怒，又找不到借口推诿责任的曾国荃，这下子抓到了一个大把柄。待丁守存走后，叔侄俩计议半天，决定先不做声，派人分头搜集官文这些年在湖广的劣迹，然后再重重地参他一本，以报今日之仇，以雪当年不救援三河之恨！
曾国荃的举动瞒不了官文的耳目。他不敢明目张胆得罪这位杀人如麻的曾九帅，便使了一个法子，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说鄂北捻情严重，请赏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带兵离开武昌，驻扎襄阳。谕旨很快下来，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过去一直带兵在前线打仗，对官场了无所知，又不熟悉本朝掌故，不知帮办军务一衔究竟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于是写信给大哥。曾国藩来信告诉九弟，不必疏谢。又解释说，近年如李世忠、陈国瑞等降将皆得帮办，刘典以臬司、吴棠以道员亦得之，本属极不足珍之目，本朝以来亦无此等名目，以后公牍上都不要署此衔。曾国荃接到大哥这封信，犹如一点火星掉进油锅，立即燃起了熊熊怒火。他恨官文不但要把他排挤出武昌，并且把他列为道员、降将一类人来奚落。他气得一剑砍掉了书案一角，高叫：“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
吓得曾纪泽忙说：“九叔，隔墙有耳！”
“怕什么！”曾国荃怒斥侄儿，“老子早就想和他们干一场了。你给九叔我草拟一篇参折，也让他们知道曾九爷是不好欺侮的！”
曾纪泽的文章做得好，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有意识地读过不少名奏章，但自己独立拟稿，这还是第一次。他关起门来咬了几天笔杆子，冥思苦想，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长奏，列举了官文几大罪状：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党遗孽。最后这一条虽证据不充分，但性质严重，便也加上去了。曾纪泽写好后，自己觉得有点惴惴不安，拿给九叔看。曾国荃却非常满意：“写得好！看来你这几年在父亲身边长进不小。就这样吧，叫文案房安排誊抄，明日拜发。”
“九叔，官文是太后、皇上的亲信，且官居大学士，非一般人可比。为慎重起见，先抄一份送到济宁州，让父亲看看后再拜发如何？”
“你父亲自从咸丰八年复出后，胆子是越来越小，顾虑则越来越多，事事谨慎，处处小心。这篇奏疏如给他知道，那一定发不出去，不如不告诉他，今后即使有麻烦事，也省得牵连到他的头上，由我一人负责算了。”
奏疏拜发了。曾纪泽仍不放心，他自己誊抄一份，派人送往济宁州。
曾国荃这份弹劾大学士的奏章，立即在朝廷和各省督抚中引起轩然大波。官文做官的诀窍，除先前彭玉麟所指出的不管实事外，还有一个，那便是善于笼络京官。京官地位重要，但俸禄并不高，因无地方实权，额外收入很少，全靠地方大员接济。官文自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京官的联络。每年入夏的冰敬，入冬的炭敬，比哪省督抚都要丰盛，而且送的面广，上上下下都满意，遇到端阳、中秋、重阳、年关这些佳节，他则有选择地分送各部要津。朝廷派下的大小钦差来到武昌，他的礼数最周，招待最好。官文哪来的这么多钱？还不是两湖的民脂民膏！所以尽管民怨沸腾，官文的位子却是铁打的，湖督一席，一坐便是十三年。曾国荃拼死拼活打下金陵，只挣个伯爵，他在武昌悠闲自在，也得了个果威伯的美名。这便是官文的本事！
朝廷各部对曾国荃一到武昌，便参劾总督的行为普遍不满，尤以军机处为甚，因为奏折中有“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凡有寄谕，从不径寄，而由督署转递”的字样，触到了军机处的痛处。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太后，说曾国荃将军事失利的责任推给官文，居心不良，所奏情事多有不合，宜驳回。慈禧太后命兵部派员到武昌密查核实。
济宁州里，曾国藩接到曾纪泽的禀帖，将奏疏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老九的使气任性，办事孟浪，使他深为痛心。他顿足叹息，预感此事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必须给老九明确地指出：不能走得太远！他提笔作函：
官秀峰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替换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一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又给纪泽写了一封信，严责儿子不但不去劝止九叔，反而拟此言辞尖刻的奏疏，为之推波助澜，太不懂事了。
刚好这时李鸿章来徐州视察军务，曾国藩打发赵烈文到徐州去跟李鸿章商量。李鸿章一听，也觉得老九莽撞了。他沉思良久，对赵烈文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由恩师出面打圆场，密保官秀峰，并以兄长的身份批评九帅作事草率，尽量把事情化小。不知恩师意下如何。”
赵烈文回济宁后，向曾国藩转述了李鸿章的主意，并认为这是个可行的办法。曾国藩从心里来说并不愿意这样抑荃扬官，但考虑到老九非官文的对手，倘若官司打败，调离湖北，新湘军便不再存在，全盘计划将会打乱。为了河防之策的顺利执行，从剿捻大局出发，只得出此下策。几天后，一封密保官文的奏折由济宁州发出了。
接到大哥的信后，曾国荃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原拟的第二份参折暂时搁下未发。曾纪泽则遵父命离开武昌南下，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不久，来武昌调查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京师，将曾国荃所列官文各条一一驳回。都察院的御史上书，奏官文为肃党余孽事既不成立，曾国荃则为诬陷，例应反坐。其他各省督抚中也有人上奏，说曾国荃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