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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帝王师:刘伯温-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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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歇的明枪暗箭。不过现在刘伯温近在眼前,所以他的进攻肯定会遇到刘伯温的抵抗,这事就不如想象中那么好办了。

刘伯温对胡惟庸的提防是从骨子里发出的,无奈命运作弄,他越是提防胡惟庸、越是希望胡惟庸能失败,胡惟庸就爬得越高。1373年阴历七月,也就是刘伯温来南京城请罪的那个月,胡惟庸被朱元璋提升为中书省右丞相。据说,当胡惟庸傲慢地接受百官的祝贺时,刘伯温在病榻上捶床激愤地叫道:“希望我看错了他,那是苍生之福。如果真不幸言中,那老百姓该如何是好啊!”

这话让胡惟庸知道了。胡惟庸先是暴跳如雷,说刘伯温死性不改,不过一听说刘伯温因为此事而病情加重,他就高兴起来。他对身边的亲信说:“如果不费一口唾沫之力就能把刘伯温活活气死,那我愿意继续高升,哈哈!”

其实,胡惟庸的高升并不是刘伯温气倒在床的全部原因。自他1373年阴历七月到南京城后,他的身体已非他所有。用他本人的话说,现在所以未倒下,全是因为几根铮铮钢骨的支撑和对皇上抱有崇敬之心的精神力量。这话是矛盾的,如果他真的是铮铮铁骨,那他对朱元璋就不该有崇敬之心。朱元璋不值得他崇敬,只值得他唾弃。

朱元璋首先在丞相人选上就明目张胆地背叛了刘伯温。杨宪违法乱纪被处斩,并未让朱元璋想到刘伯温论相的可靠性。他始终不懈地提拔汪广洋,希望汪广洋能雄起,可汪广洋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不说话的木偶。他提拔胡惟庸,又让汪广洋牵制他,可汪广洋再次让他失望。1373年阴历七月,胡惟庸顺利晋级,成为右丞相,而汪广洋因为不作为被气急败坏的朱元璋赶出了中央。

刘伯温始终搞不明白的是,朱元璋不是瞎子,怎么看不出胡惟庸是个野心勃勃、做事不择任何手段、自私到极致的人?

在南京城最酷热的八月,太阳把整个城炙烤得像火光一样飘忽,刘伯温就在这座酷热的城中揣度朱元璋的心事。他一面揣度,一面抱怨着炎热,恨不得从皮里跳出来。当太阳落到山那边,黑暗来临时,刘伯温认为自己想明白了,朱元璋为什么会和自己背道而驰。几年前,刘伯温认为朱元璋是故意和自己对着干,目的是摆脱从前二人的合作模式。可朱元璋是个非常理性,甚至是冷酷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拿他千辛万苦创建的帝国开玩笑。直到今天,刘伯温才想明白了另外一个原因。朱元璋也是无可奈何,在群臣中,真正具备丞相素质的人寥寥无几,胡惟庸是里面的佼佼者。另外,朱元璋被胡惟庸紧紧地包围着,如此近的距离和频繁的往来,使朱元璋深陷其中,不可能客观理性地看待胡惟庸。正如那句诗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刘伯温一想到这里,就会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抱以深深的同情。朱元璋太可怜了,离他最近的人,他看不清。离他远的人,他怀疑。每天想的不是做皇帝的荣耀,而是做皇帝的危险,很恐惧别人会效仿他,揭竿而起革他的命。朱元璋在刘伯温心中现在成了恐惧之神的奴隶。

想到这里时,刘伯温拼命地摇了摇头,使自己冷静下来,最近这段时间,他总是感觉自己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做梦,又似乎在梦里思考,又似乎在思考中做梦。

他说:“但愿我想的是错的。”

刘伯温可能在朱元璋用相上想错了,但在朱元璋多年来对他的挤压上却没有想错,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

谈洋事件发生后,朱元璋突然做了个莫名其妙的决定:暂停科举。

明帝国的科举是刘伯温亲自主持恢复的,时间在1370年阴历八月,首次科举考试,刘伯温就担任了主考官,并且在那一年网罗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朱元璋对这一“事半功倍”的政治方略毫不动心。他曾说:“科举这玩意所招收的都是没有行政经验的年轻人,让他们这样的人当官,这不是害百姓吗?”

如果我们了解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内容,就会探析出朱元璋的奇怪心理。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其实是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试科目是朱熹注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同时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在这些书中,朱元璋最痛恨的就是《孟子》。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字面意思是说,在一个帝国中,人民是最贵的,其次是国家,最后才是君主。

实际上,孟子的本意远没有今天的我们想的那样前卫和高尚。他其实说的是作为一个君主,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意识:王朝可以变更、君主也可以变更,唯一不变的就是支撑国家和君主的人民。人民是基础,所以作为君王,一定要重视百姓,把百姓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心里要时刻想着自己的权势地位都是来自人民,要为人民服务。

朱元璋对这样的思想,并不排斥,他本人就来自底层人民中,而且他很爱自己的人民。他最切齿痛恨的是孟子“民本”思想衍生出来的“君臣交易”理论。依孟子的看法,孔子那套不计利害的“忠君”是比猪还愚笨的。孟子说,国君给你一碗饭,你就做一碗饭的事,多一粒米的事都不要做。国君如果给你一顿臭揍,那你就马上离开,但你不要灭亡他,等着比他更有力量的人来灭他。也就是说,君臣之间是等价交换的关系。你值得辅佐,我就辅佐;你不值得我辅佐,我就炒你的鱿鱼。不要以为你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君王,我就要毫无原则地讨好你,甚至给你当狗。其实咱们是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关系的思想源泉就是,我来自人民,人民是最贵重的,而君主和人民一比,就是个贱货。朱元璋从最低贱的位置上崛起,是个货真价实的贱货,好不容易才爬上了皇帝这个尊贵的位置上,居然又被看成是贱货,他那廉价的自尊心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打击?

据说,朱元璋读《孟子》时,像是在读一本咒骂他祖宗十八代的檄文。他怒睁双目,咬牙切齿的声音能传到宫外,当他的忍耐超过他的底线后,他一跳三丈高,把《孟子》一撕两半,摔到地上,用脚拼命地踩,再拿起来,用牙咬。最后说:“要是这老家伙还活着,我非得砍了他的脑袋。”他命令国子监把摆放的孟子神位一劈两半烧了。多年以后,他越想越气,就让人把《孟子》书中那些“邪恶言语”共计八十五条统统删掉。

暂停科举,可能有孟子的功劳,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科举制是刘伯温恢复的。而那时正是谈洋事件甚嚣尘上之时,他的愤懑无处发泄,于是就把刘伯温留下的痕迹之一——科举给暂停了。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印象在表现上越来越差,1373年正月,朱元璋在和浙江文人桂彦良聊天时,谈到天下文坛,桂彦良在这方面有谈论的资本。

桂彦良,慈溪(今浙江慈溪)人。少时警敏异常,加之勤奋好学,成为当地的名人。参加科举,一举成名。曾在浙江教育部门工作过,见天下纷乱,按儒家最伶俐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思想的指引,回乡隐居。当他在隐居期间,张士诚与方国珍都派人带着厚礼来请他出山。桂彦良吃不准这两人的前途,都婉拒。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帝国,桂彦良观望很久,慢慢发现朱元璋的潜力很大,但朱元璋不知道他,所以没有人来请。桂彦良等了好久,意识到张、方二人来邀请的历史已不会被朱元璋重演,就主动出来,跑到南京城向朱元璋要官做。朱元璋和他一谈之下,发现浙江的确是人才辈出之地,于是留下他,要他做了太子宫中的教授。桂彦良和宋濂成为同事,又是同乡,所以宋濂不遗余力地在朱元璋面前赞颂桂彦良的逼人才气。朱元璋说:“你们浙江才气逼人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啊。”宋濂说:“这人不但才气逼人,而且嗓门巨大,就是沉在水底的死尸,经他一喊,也会被震得浮出水面。”

朱元璋不相信,就写了一首诗,命桂彦良在早朝时朗诵,桂彦良抓住这个机会,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于是,正如宋濂所说的那样,玄武湖水底的鱼都被震得晕了过去,翻着白肚皮浮上水面。

男高音桂彦良于是得到朱元璋的赞誉,这不仅因为桂彦良的确才华横溢,而且还因为他那天生一副好嗓子。更因为,朱元璋的诗写得极臭,可经过桂彦良朗诵出来后,给人的感觉却是出其不意的好。

朱元璋在一次桂彦良吃润喉药物时,称赞他“江南的大学者,唯独你一人”。

桂彦良清清嗓子,回答说:“我不如宋濂、刘基。”

朱元璋冷笑:“我太了解这两人了。宋濂是个单纯的文人,而刘基为人严峻而心胸狭隘,他俩都不如你啊。”

桂彦良虽然嘴上未说什么,但心里却认定,他在文坛上,的确不如宋濂和刘伯温。而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有点狭隘,他就不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对刘伯温不太了解,但道听途说了很多。在这些信息中,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刘伯温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在1373年时,真正了解刘伯温的人恐怕只有宋濂和朱元璋。彻底了解刘伯温并领教过刘伯温性格的人,都已作古。那都是旧社会的人和事了。

如果能把刘伯温在元王朝时期的同事从棺材里挖掘出来,问问他们对刘伯温的印象如何。他们肯定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刚毅慷慨的人,原则性强。每当讨论天下安危的事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刘伯温像中了魔一样滔滔不绝,义形于色。

刘伯温的朋友们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好兄弟,对每个朋友都是用心结交,洞见肝腑。平生最重义气,坦坦荡荡,有话直说,从不藏着掖着。这样的人很容易得罪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但敌人也不少。

刘伯温的乡亲们对刘伯温的印象是这样的:很守礼义,生活很朴素,经常做好事不留名,即使是后来做了那么大的官回青田后,也从没有炫耀过他那尊贵的身份。

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狭隘,实际上就是刘伯温的耿直和刚硬。只要是他心中认准的人和事,他都据理力争,从不给人留余地。朱元璋还清晰地记得,当初所有人都说临濠是定都之地,可就他刘伯温冷冰冰地说,那地方啥都不是。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评价已经低到这种地步,让很多人震惊,要知道,刘伯温跟随他八年,指引了他八年,就像是养了个小孩子,用民间的说法,是一把屎一把尿把朱元璋拉扯到龙椅上去的。这样一个对朱元璋一生都至关重要的人,得到的却是朱元璋一句“心胸狭隘”的评价,连朱元璋本人都大感吃惊。

宋濂一点都不吃惊,刘伯温这次拖着一副苍老的皮囊回到南京城后,宋濂经常去看他。两人坐在一起,从不谈朝中的事,两人只是回忆“浙东四先生”的历史。这段历史,早已沾染上了厚厚的尘埃,恐怕只有刘伯温和宋濂这两位老人才有兴趣拂去尘埃,咀嚼着被人遗忘的历史,而有滋有味。

宋濂望着秋叶在空中打着转,说:“我还记得我们那年来见皇上,好像也是这样的天气。”

刘伯温咳嗽了一声,说:“你记错了,我记得是春天,下着毛毛雨。我浑身淋湿了。”

宋濂说:“是吗,可我记得皇上那时已经穿上了棉衣,多朴素啊,没有一点颜色。”

一阵风把刘伯温灰白的头发吹起,刘伯温打了个哆嗦,说:“你可能又记错了,我那时穿的可是单衣,我这样的身体还穿着单衣,说明那肯定不是秋天。”

宋濂又说:“我没有记错。皇上当时还让你即兴作诗,你在诗里就谈到了秋天。”

刘伯温对老友的记忆如此不开窍,很是气愤。他说:“你真的记错了,我根本就没写过什么诗。这十多年来,我写的诗、文章都屈指可数。你记错啦。”宋濂说:“好吧,我不想跟你争了。不过有件事你肯定记得。”刘伯温说:“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你刚才说的什么浙东四先生,我都想了很久。”宋濂说:“如果这件事你不记得,那我一定记得,而且终生难忘,虽然你说的是假话。”刘伯温一直迷茫的眼睛像打开开关的灯一样亮了起来,他想从躺椅上坐起,但没有成功。他很急切:“我刘伯温还说过假话,我只在……”

他脑海中还有块清醒的地盘,所以说到这里时,马上停了。宋濂笑了笑,说:“这件事是这样的,有一次皇上问你,当今文坛谁是老大。你说是我宋濂,你又说,这第二的位子我刘伯温是当之无愧的。”

刘伯温张着已经看不到牙齿的口,许久,才缓缓地说:“大概是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我不明白,哪句是假话。”宋濂谦虚地一笑,说:“我的文才不如你啊。”刘伯温急忙摇头,那颗苍老的头颅摇摇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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