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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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来延安之前，与住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老范正在编写一部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所请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还是不难办到的吧。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20】。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傅斯年是否见到了林伯渠，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只是缺少可查的资料，不便妄加猜测。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黄氏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21】
毛泽东还对来访者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党不顾人民极力反对，强行要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等。重庆来的策士们与中共高层人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6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22】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是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6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外，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23】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念念不忘他的梦中情人——蓝苹，左氏说：〃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即李讷，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24】
到了这个时候，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宣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故（南按：〃江青〃之名典出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正是依据这两句唐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第一部分 第10节：延安归来（2）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25】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所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谷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26】。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并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27】。在傅斯年的眼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等等。【28】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29】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真可谓是一个〃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典型人物了。
注释：
【1】《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访问，任育德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湖南会战》下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3】《国民参政会资料》，第188页，转引自《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4】此信收入《陈寅恪集·书信集》（页36至37），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出版。据此著凡例，凡系年〃能确定者，在该函署名后月日之上用括号注明年份，大致估计者，注约某年〃，这封信按第二种情况处理，注为〃约一九二九年〃。页下编者注：
（一）陆贾，汉初楚人，从高祖刘邦定天下。使说南越尉佗，佗称臣。帝令著秦汉所以兴亡之故，因著《新语》十二篇，帝称善。
（二）郦生指北魏郦道元，范阳涿县人。为吏威猛为治。道元好学博览，访渎搜集，撰《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皆行于世。
（三）多九公、林之洋，事见《镜花缘》。
（四）〃求之与抑与之与〃第三、七两与字读欤。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
（五）邢邵，字子才，北齐人，雅有才思，日诵万言，有书甚多，不甚雠校，当谓误书思之，更是一适。
南按：以上注释，有两处不确。
第一部分 第11节：延安归来（3）
第一，此信并非写于1929年，而是写于1944年。1929年，傅斯年没有西北之行的任何计划，从他一生的行踪看，也找不到任何文字与事实上的印痕。而只有放在1944年这个时间段，方可解释全文旨意。信中说到〃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这个〃彼处〃就是延安。〃竟向林、范诸人索取〃一句的林，指的是林伯渠，其人是陈寅恪1904年考取官费生第二次留日时的同学，又是1916、1917年间在湖南省长公署任职时的同事。1934年，林氏参加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历任中共要职。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国家最高咨询机关，林伯渠是中共七位参政员之一。范，当指范文澜，其时属延安知识分子首领之一，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已经行世，并引起全国学术界的注意。范氏在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中，曾回忆此书初版的写作经过：〃1940年我去延安，组织上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由我总编。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第二年四五月完成了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下册原拟写近代史部分）。校完全书我就转入整风运动中去，不再接触这个工作了。〃既然范文澜1940年才到延安，1941年底才完成古代史部分书稿，则陈寅恪的信不可能写于1942年之前。另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云，1942年6月，陈寅恪抵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8月启程北行，12月底至成都，任教燕京大学。这段时间，傅斯年主要在李庄与重庆之间穿梭，同样没有要赴西北的计划，因而此信只有写于1944年延安视察团即将起行前。
第二，信中的〃郦生〃非指郦道元而是西汉的郦食其。据《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韩信便听从谋僚之计，举大兵攻打齐国，令齐王大为恼火，认为是郦食其欺骗了自己，遂将其捕来投入油锅当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乃把陆郦并举，记于史册。《太史公自序》述其作意云：〃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
又，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的〃西北之行〃是负有类似使命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陈氏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他没有用〃未必〃之类的含糊措辞，而是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斯年的〃西北之行〃，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之下不可能达到目的，只能是〃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多九公、林之洋的海外之游罢了。这种对未来历史走向的洞见，在他的诗文以及与友人、学生的谈话中多有反映。所以说，信中的郦生非指郦道元而实指郦食其也。
至于〃纵有误读〃之句的含义，则是陈氏虽不喜欢〃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但这并不妨碍像他当年在瑞士读《资本论》原文一样，了解一下号称延安头号马列主义学者的范文澜的史著。读不读是一回事，信与不信又是一回事，两者之区别就看每个人的识见与思想信仰了。
【5】《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6】《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