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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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其时，正是壮年的傅斯年已很清楚，在阵阵悲歌声中，已没有多少人与他共醉明月了。

　　　　1949年1月9日夜，被共产党部队围困在徐蚌战场达66个日夜的国民党军，激战后全面溃败。解放军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军55。5万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场总指挥杜聿明被俘。

　　　　1月19日，傅斯年去意已决，决定搭乘军用飞机赴台。这天晚上，在惨淡的星光照耀下，傅斯年携夫人走出了史语所大院中的家门，胡适与傅氏夫妇在前，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没有人再说话，千言万语已说尽，最后要道的〃珍重〃又迟迟不能开口。当那扇宽大厚重的朱红色大门咯咯推开时，沉沉的夜幕中，把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滚烫的热泪〃刷〃地涌出眼眶，顺着冰凉的面颊淌过嘴角，又点点滴滴地随着夜风四散飘零。

　　　　〃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正可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此一去，竟是〃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了。

　　　　1月31日，解放军占领北平城，中共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随着淮海、平津战役的终结，国民党政府已到了仓皇辞庙之日，再无心力〃抢救〃学人，这个〃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最终未能像抢运大批的金银国宝一样顺利完成。据后来统计，除胡适、梅贻琦等几十位教授之外，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除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算是较完整迁台，其他的几个如数学所等只有一少部分人员与仪器迁台。而此时被〃抢救〃出的学人，亦有一部分人最终去了香港和美国而不是台湾。

　　　　继蒋介石暂时隐退之后出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马上派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赴北平与中共进行谈判，展开了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为加强社会各界的力量和谈判砝码，李宗仁专门向已赴台湾的傅斯年发电，希望傅能出来助其一臂之力，尽快达到〃和平之目的〃。但此时的傅斯年对国共和谈已不抱任何希望，当场给予谢绝。在致李宗仁的信中，傅以一贯的处事作风和政治立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文曰：

　　　　德邻先生赐鉴：

　　　　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深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第三部分　第34节：醉不成欢惨将别（3）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1。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2。合法政权既已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也？

　　　　3。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9】

　　　　傅斯年这一与中共决绝的强硬态度，并不是一时性起的妄言，实与他一贯的政治主张相吻合。他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则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直至导致了不可收拾之残局。他在为国民党的败局潸然泪下与〃不堪回首〃之后，于痛定思痛中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台湾大学的建设上，借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寄托和安慰。

　　　　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蒋介石苦心经营达三个半月，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轰然崩溃。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统治了22年的〃首都〃失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

　　　　8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10】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四川，蒋介石随之出山，匆忙赶到重庆指挥战事，并在此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生日——63岁诞辰。

　　　　11月30日，重庆陷落，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内的〃国民政府〃各机关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枭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瑟瑟寒风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此时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正紧，为了逃命，蒋介石都来不及细看一眼大陆河山。此时的蒋公没有想到，此一去，再也不能回到他眷恋不舍的神州大地。正是：

　　　　人生长恨水长东。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第三部分　第35节：退守孤岛（1）

　　　　◎退守孤岛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向以齐鲁大汉自居、自豪和自傲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11】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到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台湾重新回归中国，当时国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任校长。此时的台大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大校长职，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他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的第四任校长。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撤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再加上几百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府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有入学者稍不如愿，这些高官大员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情形。

　　　　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奇缺。尽管在撤离大陆时，朱家骅、傅斯年已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的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方东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坐椅的空白。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数学所等一批精英迁往台湾，才算把台大各院系勉强充实起来。如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幹、高去寻、屈万里等著名学者，皆应聘到台大兼课。因了这些条件，台大的师资力量才有所改观。

　　　　当然，此时的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回忆说：傅斯年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12】邓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深得傅的赏识。邓毕业后受傅的邀请赴昆明和李庄出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期间一直受傅的提携与关照。两年后，邓广铭离开李庄，受傅斯年之荐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随傅到北大任校长室不挂名的秘书，直到胡适接掌北大仍任此职。再后来转入北大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并一度出任过历史系主任一职，算是与北大瓜葛较深的一人。

　　　　邓氏所说，是1949年初期事，直到这年年末，甚至1950年的年初，傅斯年也一直未放松努力。像北京方面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特别是转往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请，只是受邀者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未做响应，仍留在大陆〃静观待变〃，或躺在床上打着自己的算盘，做着〃走近新生活〃的美梦。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大陆的美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长沈刚伯生怕朱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暗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按朱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已无能为力矣。【13】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敢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就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将70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并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之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者，在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是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