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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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上，他采取了爱国主义的立场，从而使他走向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及战后时期，他同左派合作，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是参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党派之一，李济深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在北京病逝。
但当时同宋庆龄关系密切的马克斯·格兰尼奇却回忆说，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和妻子格雷斯一起同宋庆龄干杯，“不管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①确实，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并且是对宋庆龄本人。在那些日子里，她又接到匿名的恐吓电话，还有附着子弹的信件，明确警告她——如果蒋死了，她也休想活到第二天。她的弟弟子良也警告她，蓝衣社对她有加害的阴谋。关于她当时曾受到威胁，各方的说法倒都是一致的。
①据马克斯·格兰尼奇在1982年冬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同本书作者的谈话。1936年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主编《中国呼声》，与宋庆龄亲密合作，私交甚笃。
在上海长久流传的一则故事说，蒋被扣后不久，美龄就打电话给庆龄，急迫地要求她设法请一位有地位的共产党人到南京去（这是在蒋夫人同宋子文飞赴西安之前）。中共指定同国民党高层接触的代表潘汉年得到庆龄的通知后去了南京。（为安全起见，他在南京前边的一个小站下车，以防邀请他去的人叛卖他，也防国民党亲日派袭击，因为亲日派要除掉蒋介石，作为扩大内战的第一步。）据说，蒋夫人在南京接见潘汉年时恳求共产党保证她丈夫的安全。
时隔半个多世纪，又缺乏足够的公开资料和档案（有一些在以后的战乱中肯定已经散失），要分辨这些说法的是非真伪是很困难的事。以后如果有更多的文字材料发现或公布可能会有助于弄清真相。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中，在两个重要问题上都提到了宋庆龄。在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中对此都有记载：①
①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1—72页。
在改组政府的问题上，“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中共“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杜是来自东北的著名爱国知识分子、张学良的朋友。沈、章当时都在狱中（救国会“七君子”案），沈是法学家、章是实业家。
在另一个问题上，“宋（子文）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当时由被扣留的蒋介石授权代表他同张、杨和中共谈判。）
（七）从主席台到监狱大门
宋庆龄虽然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对于从内战到抗日这一时局的转变还是很欢迎的。1937年2月，她十年来第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五届三中全会），并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①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76—79页。
“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
“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
“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是中国经济的骨干……政府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
“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
从国民党的讲坛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了。但这不是说国民党政府已放弃了它的老一套作法。这方面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七君子”的释放不但没有实现（这是在西安对蒋提出的条件之一），反而加紧对他们的迫害。对此，宋庆龄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反击行动。她从国民党中央的讲坛上（在这里她发表了讲演但没有效果）走下来，回到群众斗争的领域中去。她把民权问题同抗日救国问题联系起来。7月5日，她带了简单的铺盖，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一道来到苏州，要求把他们也关押起来，和“七君子”一起受审。
国民党高等法院的法官“一时弄得惊惶失措……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连声说，‘我们怎么敢关押孙夫人？我们怎么敢……’宋庆龄同志就当众训斥国民党的法官说，‘你们竟敢把爱国的领袖都关了起来，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才做得出这种事来！’法院院长和一大堆国民党官员就只好都站着听宋庆龄同志的训斥，口里还连声说，‘是，是，是……’”①
①同注14。
宋庆龄等人又等了好几个小时，目的已达，才返回上海。
这个“救国入狱”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数以千计的人签名请愿，群众救国热情更为普及。
（八）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就在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后不久，1937年7月7日日本进攻北平（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妄图实现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中共代表很快到达南京同蒋介石谈判联合抗日——这一点他现在已不能公开拒绝。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救国会“七君子”的释放还拖了几个星期才予兑现，并且还要“交保”以保住政府的面子，虽然没有人会以为他们将再被拘捕。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又进攻上海，战事的规模比1932年更大。蒋介石终于派出了自己的部队进行抵抗。在此之前，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专程从延安南下，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共同抗敌的条件。在访问被围困的上海时，他们去拜访了宋庆龄，告诉她谈判情况。宋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们。
9月22日、23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先后发表。宋庆龄深为感奋，在9月24日发表的《国共合作之感言》中说，最近十年来两党的对抗和内战“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没有意想到的”。她接着指出，抗日胜利的关键在于遵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20年代革命的力量也在于此，“如果以后这十年能够继续贯彻孙总理的全部主张，我敢断言，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被铲除干净，帝国主义也早已被驱逐出去，而中国也早已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了。’，但十年来，无数有为的青年牺牲了，无数经验教训在内争中被抛开了，致令外敌乘隙而入。①
①参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336—337页，及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104—107页。
她在致中国同胞的宣言中所强调的要点，在对外的声明和广播中也同样强调。她还指出，中国人民从心底感谢国际。的群众支持，如英、美部分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输日货物、妇女拒用日本丝袜等等。但英、美政府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英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华盛顿则以中立为借口准许向日本出口石油、废铁及其他战略物资——没有这些资源，日本是不可能长期对华作战的。这些政策不但对中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些国家最终将会发现，它们是在把日本武装起来对付它们自己。但是她发出的警告当时却未能引起国际上的注意。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和他的妻子格雷斯（莫尔）编辑。格兰尼奇的哥哥是美国著名左翼作家，笔名“迈克尔·戈尔德”。吴大琨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在本书写作时，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十五章 抗战岁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
第十五章 抗战岁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
（一）从上海到香港
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香港去继续她的工作。在转移出去之前，她又得过一关，因为她的寓所虽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归外国人管辖，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带），但现在除在附近经常出没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来监视的日本特务。为了麻痹这些家伙，在动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种使人不可能产生任何疑窦的安详景象。两位外国女友到家里来喝茶，一会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也来了。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艾黎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一艘挂外国旗的沿海客轮。她用头巾捂住半个脸庞（那天天气很冷），一只手挽住艾黎的结实的臂膀，显得十分轻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和盘问。①
①《艾黎自传》第80—8贡页记载了这一场景。在他为纪念宋庆龄逝世而写的《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一文中也提到，此文收入《宋庆龄纪念集》，第251—253页。
她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是根据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同一条船上的还有中共联络员李云，一位年轻妇女。她们是分开买票的，上船以后直到确认安全有了保障才开始接触。她们抵达香港正好是圣诞节。有四年时间，这里将是宋庆龄开展持久的、多方面的活动的基地。
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武汉（中国政府从南京撤退到这里，以后又西撤到重庆）？这是因为香港密迩华南战区，便于访问和来往，但又可不受国民党的干涉或检查。从这个还在英国人手里的开放港口，不论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还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海外支持中国民族解放和进步的人士——他们中间有外国人，也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千万华侨，而在外国人和华侨中宋庆龄都有很高声望。他们可以通过香港把他们捐赠的款项和实物，经由他们所信赖的宋庆龄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内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为止。在到达香港的最初几个月里，她就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保盟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战地提供救济和援助，特别是中共在敌后不断开辟的游击区——对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是久所擅长的——这些游击区是第一批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的成片中国领土。但是，中共领导的部队尽管属于统一战线并已合法化，却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军需给养，甚至连医药供应也没有。
这些区域还受到了新闻封锁，所以保盟除救济工作外，还为它们进行宣传。
保盟在组成上具有广泛性和国际性（成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人为宋庆龄进行十分重要的更为广泛的活动提供了基础。下面将首先介绍这些活动，然后再叙述保卫中国同盟，因为它有本身的独特历史。
在国内事务方面，她的工作是保持、加强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核心——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这在抗战期间曾经几起几落。在国际上，她帮助建立和加强反法西斯阵线。
为了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实现内部团结并扩大进步影响，她始终不懈地努力。在到香港的最初一两年中，她工作的中心是加强当时正在出现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她对国民党于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统一战线导向的《抗战建国纲领》，表示坚决支持。她在4月间同何香凝联名发表致国民党领导的公开信，认为这个纲领须付诸实施，而不应只停留在纸面上。她们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始终如一地主张国共合作（虽然几乎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她们没有实权，但受到公众尊敬。在这封信中，她们就国民党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提出七点建议：“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四、时刻不忘当前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困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尤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蹈万劫不复之地；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六、严厉执行褫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