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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观史论事品人李国文说唐-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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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间集》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些,不那么下作和下流。同样,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趣味低下,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于清朝的颟顸腐败,列强之压迫欺凌,世风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有生动的描述。这部舒愤懑的力作,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烱序),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无忧天堂里,不过是闭着眼睛,背过脸去,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幸亏只是五十多年,要是迁延五百年,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北宋,欧阳修就说:“唐之文,涉五季而弊。” 这里所说的“弊”,也就是对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这股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
  到了南宋,陆游为当时出版的《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笠泽翁书。”
  欧阳修倡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艺复兴大师,陆游是饱经忧患、心系元元的爱国诗人。他们对五代文人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如此优哉游哉的文字,颇多感慨,予以反思的同时,不禁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发自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从鲁迅《唐朝的钉梢》,联系到这部《花间集》,感慨良多:一、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的认识;二、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百姓之短的警惕。如果能给自己一点启示,那真是大好事了。若如此,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一代文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职吧! 唐朝的“苦迭打”
   
唐朝的钉梢(4)
唐朝的“苦迭打”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 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是法文“coup d’Etat”的音译。上个世纪30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井岗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
  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去。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里的这一天,都城长安的天气不错,可高祖李渊的心情却不好。尽管花红柳绿,碧水涟漪,一派怡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宫内湖上的他,却没有平素里的激|情。
  这位老爷子,有点精神不振,有点情绪失常,还有一种大事不好的预感。
  唐时京师的规模,现在的西安包括郊区再乘以十,恐怕都赶不上。因此,李渊在隋代大兴宫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太极宫,数倍于北京的紫禁城,当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宫里的东海、西海、南海三池,以唐朝人的大气派、大手笔,大概比今天北京城里的后海、北海、中南海,要弘敞宽阔得多。然而,陛下的意乱心烦,让那些簇拥着他的女宠们,不知该怎样来哄老人家开心。
  陪他乘船同游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近臣,心里当然明细得很。正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为权位之争,已经闹到乌天黑地、不可开交的地步,令他焦头烂额。而其中,最吃不准的,就是秦王。此时此刻的李世民,绝对是一座开始冒出通红岩浆的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发,什么形式的爆发?是天摇地动,还是排山倒海?事情发展到这种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三无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触即发、非炸不可的场面。因此,整个太极宫内,笼罩着一股不祥气氛。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那是后话,但他夺得权位的手段,不敢恭维。
  清人王夫之质疑:“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慝”,就是邪恶。这位学者认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贞观之治曾经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通常都避而不谈他的这个“慝”。
  然而,这场“苦迭打”从玄武门对李建成射出第一箭开始,到最后将老爷子逼当太上皇为止,作为电视连续剧的每一出,每一个分镜头,无不充满了“慝”。这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足可以看到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为攫取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早就准备“蹀兄弟之血于国门”,无恶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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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王夫之说,别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当他“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这时候,做出如此禽兽不为的恶行,他的结论是,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不可复列于人类矣”(《读通鉴论》)。
  
唐朝的钉梢(5)
王夫之的结论告诉我们,再伟大的人,都有其“伟小”的一面。“伟小”这个词汇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却人人都能体会。知其伟大,识其“伟小”,大概就是我们阅读历史时,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辩证法了。
  然而,成则为王败则寇,在中国,谁赢了,谁就嘴大,谁就有理,谁输了,谁就会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一部“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我的古代同行,那些中国文人们,也许本意想写出真实,也许内心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他们有这个胆子吗?他们敢不视胜利者的眼色行事吗?领导画一个圈子在那里,打死他也不敢出格的。因为他们得靠皇帝老子赏饭吃,不知什么时候皇帝老子一不高兴,摸摸你的脑袋,捏捏你的脖子,怕是吃什么都不会香的了。
  这样一来,文人们便努力放淡得无味的屁,尽量闭上说真话的嘴。于是,玄武门之变的负面部分,肮脏部分,黑暗部分,见不得天日的部分,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唐太宗的“慝”, 在竭力讳言,拼命粉饰,乱加窜改,尽量湮没以后,后人从那些语焉不详的记载中,休想了解当时那场骨肉屠杀的真实历史。
  历史,总是让你看他要你看的那些,所以,信史不如疑史。
  不过,平心而论,李世民公元626年的武装政变,夺得帝位,对他个人而言,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与他公元617年至627年荡平群雄,建立唐朝,以及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贞观之治,一统宇内,可视为他平生三大杰作。中国历朝历代的宫廷政变如家常便饭,不可胜数,但达到李世民这次“苦迭打”完美水平者,找不出第二个。
  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夺得帝位,也漂亮。
  就政变,谈政变,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断,坚定决绝,毫不“费尔泼赖”,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王者风度。综观这次“苦迭打”的全部运作过程,那完美娴熟、毫无漏洞的韬略,那击中要害、攻势凌厉的战术,那策反御军、瓦解劲敌的阴谋,那重点消灭、下手无情的残忍,若不带王夫之的正义感,从政变学的技术角度来看,那父子三人,败倒在他名下,也是活该。他太强了,不是一般的强,而那三位,一个是笨蛋,一个是混蛋,一个是老糊涂蛋,只好出局。
  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谋士们,在策划这次政变时,事先作过政治预案没有,敌我双方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战果,当得上“多、快、好、省”四字。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佳的善后,几乎不到一个对时,基本结束战斗,太阳尚未完全落山,战场业已打扫干净。人不知鬼不觉中,太极宫出现了新的主人。
  整个长安城几乎没有被这场“苦迭打”惊动,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时没有手机可发短讯,没有网络可传消息,也没有“娱记”和“狗仔队”报道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李渊那两个宝贝儿子,竟联合起来给他们的老爹戴绿帽子。也许,这次“苦迭打”的起因,是个永远的谜,究竟这对难兄难弟,睡了他父亲若干太太中的哪几位,连史家都捂着嘴,摇着头,以一句“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来搪塞后人。
  夜色朦胧中的上弦月,照例挂在城墙的角楼上,它发现谁也不觉得六月的这一天,在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切,对大唐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平康里那厢的性服务行业,姐姐们照常开门接客,酒家胡开的西域饭店,半裸的胡姬笑靥迎人,曲江池的进士们经常聚会的歌厅,妖娆的歌伎馀音绕梁。总之,夜未央的长安城,仍是一派升平景象。
  这种投入极少、产出极大的政变,可谓破天荒的纪录。不是我们中国人总爱炫耀那辉煌的过去,就拿这个“coup d’Etat”来说,翻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它解释这个词汇所引用的例证,简直令人笑掉大牙。书中认为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拿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为典型的政变。哦!天哪!那小儿科的叔侄俩所搞的“苦迭打”,与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李世民政变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为他“夺大位之心”久矣!
  
唐朝的钉梢(6)
大唐王朝建国以来,内忧外患,立足未稳,李世民当然不会搞“苦迭打”。公元621年(武德四年),解决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位军阀的内忧以后,而外患突厥颉利可汗还在结集力量之时,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苦迭打”的谋划了。虽然正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反复强调,是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让,退得无可再退的自卫反击,这当然是御用文人的说辞。掌握了国家机器和舆论导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让其秉笔直书,他们也不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脓包;第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绝不是他的对手。逼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弹,正是其狡猾处。两兄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恶行,恰好给了李世民用来制造舆论、邀买民心、激励部属、提升形象的绝妙卖点。
  同年六月,李世民开始进行政变的试探,他搞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以献俘的名义,以凯旋的形式,亲率野战部队,进入京畿重镇,直接挑战太子的近卫军和皇宫的御林军,实际上是准备武装叛乱的实兵预习。
  正史是这样记载的:
  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旧唐书》卷二)
  如此旌旗蔽日的千军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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