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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清末四大奇案-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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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品连的棺木抬到了殿前的空地。数百双眼睛都盯在这个被五十六道封条包裹着的棺材上。开棺之前,先由刑部八个第一流的仵作对封条验定,揭封之后,又叫刘锡彤认明原棺无误。负责督验的翁曾桂才喊了一声:“开棺。”

四个差役手挥斧钎,砰的一声撬开了棺盖。那棺木已经入土数年,四角已腐朽,随着棺盖滑落,也朴簌簌的掉下黑黄的木屑。一股尸臭顿时从棺中弥漫出来,幸亏事先已在庭前大香炉内焚起黄熟、檀降两种香料,才将尸臭压住。

首席仵作秦德山已经八十一岁,是翁曾桂特地派人花重金聘来的,他的徒弟将尸首轻轻抬出。只见尸体皮肉大多腐化,仅留一点腐肉留在骨上。秦德山走过去,用布满青筋的手捏了一根银针,飞快的插入死者喉间,轻轻捻动了一下,又缓缓抽出,用皂角水洗净。如此反复多次,银针上并不显示黑色。他又取铜盘一个,用榔头敲下一块黑色的囟门骨,映日细看了一会儿。如此验了半日,报到:“验得该尸卤门骨并无红晕浮出,喉骨、牙齿、牙龈、胸部龟子骨、手指骨、足趾骨及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凡服毒者,囟门骨必定里外皆黑色。而此尸囱骨为黄色骨头,外面受潮霉变发黑,内里却莹白。不仅如此,该尸所有骨殖无一处有毒黑之色,很显然,此人一定没有中过毒。”

翁曾桂问道:“那么,余杭县仵作沈祥用银针发黑又是什么缘故呢?”

“大人,判断一个人是否中毒,可以用银针来探死(“文)者的喉部。如果银(“人)针没有变色,可作无(“书)毒的结论。但银针(“屋)变色,却不能轻易下结论。因尸体发生腐烂之后,就会产生尸气(就是硫化氢),这个东西也能使银针变黑。所以必须要用皂水来擦洗,如果皂水能去尸气,如果擦洗不掉才能证明是中毒。即使经皂水银针验出中毒,还应当结合其他的症状来判断验实。”

“这么说,葛品连不是中毒死的?”

“我作仵作六十多年了,敢打这个保票。”

秦德山在尸格上画了押,翁曾桂又叫八名京中仵作复验,个个验过都说无毒。再叫余杭原验仵作沈祥复验,问他有毒无毒,沈祥口称愿领审验不明之罪。再看刘锡彤,此时已经是气焰始落,面色惨白,全身发抖。

围观的看客顿时欢呼雷动,有的喊“青天有眼”,有的喊“断案如神”,一个法国记者也跑到关着杨乃武的囚车木笼旁,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笑着道:“无毒,无毒。”

后来,这个记者在一篇发往欧洲本土的通讯中,以“中国奇案,寺内开棺”作标题,刊载了消息。其中有一句是“大殿边的小屋子,木笼里关着两个穿红色囚衣的犯人,一个是杨乃武,一个是毕秀姑。”

此时,从跪着的证人中冲出两个人,直冲到刘锡彤的面前,要与他拼命。早有眼疾手快的差役一把将两人扯住,虽然不能近前,两个人对着刘锡彤仍是痛骂不止,悲愤之极。翁曾桂见是杨乃武的妻子杨詹氏和姊姊杨菊贞,叹了口气,只叫人把两个人带了下去,吩咐不准难为她们。

海会寺验尸后,案情已经大白,刑部立即将复审勘验情况,奏知两宫,这时才将刘锡彤革职拿问。

刑部对刘锡彤无故入人以罪、原审各官审办不实等事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审讯,这一回所审问的人犯已经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大清官员了。

第二十四章

就在海会寺验尸后的第二天,京中浙江派官员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另一派官员却被惹恼了,并开始出面运动要坐实此案。

这一派官员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大部分人为两湖籍,并多为地方大员,被称为两湖派。丁宝桢并未受贿,他反对查办此案的理由很简单,不能为了区区一个举人就一下子处理这么多官吏。当然,这些将被处分的官吏大多是两湖籍人,自太平军事件后,两湖人在长江南北做地方官的人很多。

两湖派纷纷上折子请求皇上(折子上称皇上,实为由两宫定夺)不要翻此铁案。丁宝桢上折子说,杨乃武风流成性,亦非善类,此是铁案,证据确凿,若是翻案,恐令天下的地方官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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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总督李宗羲上折曰:若因此案使浙江县、府、臬、藩、抚一大批官员受到处分,则谁谓天下太平耶?意思是这个案子要翻了,就是给大清国脸上抹黑。

就连浙江巡抚杨昌睿竟也上了一个折子,说这个案子即使需要由刑部直接审理,也没必要将那么多所谓的证人都带到京中。使得江浙一带民心不稳,而且被传的证人也不能正常营生。意思是朝廷小题大作,滋扰民众。

浙江派官员虽然大多是不掌实权,只管言论清议的京官,但也不甘示弱。纷纷上折子,针锋相对,弹劾杨昌濬、胡瑞澜等地方大员平日草菅人命,甚至某些封疆大吏更是目无朝廷,力请重加惩办。

两派争吵不休,把个审案的刑部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刑部汉尚书桑春荣本是浙江绍兴人,受了京官浙江派的鼓动,一心要为家乡人出气,所以起先想认真查办此案。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很有魄力的,曾经因平反大狱而享誉朝野,所以才能在一点家庭背景都没有的情况下,一直做到刑部尚书从一品大员的位置。但此时的桑春荣已经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年老颟顸,对此案本无主见,一任司官办理。别人说要平反,为浙江本籍人作些事情,他亦主张平反;丁宝桢跑到他面前气势汹汹的一吓,他又拿不定主张,再不敢出面参革了。对于本来已经审定应当参革各员的疏奏,一改再改,迟迟不向上交复。

在这件案子中,刑部满尚书皂保心中本是没有什么偏倚的。只是因为汉尚书桑春荣当初要求严审,而且自己也觉的案子有冤,作为刑部尚书应当查清其中的隐情,所以开始查案的力度也很大。待两湖派和浙江派吵的不可开交时,他觉着自己偏着哪方都有些不当。倒把平冤的心思放下了,一心只想着自保。

两个尚书都不想惹事,所以刑部平反的疏奏,从光绪二年一直拖到光绪三年,仍然迟迟不能上奏。

光绪三年二月时,两派的矛盾终于激化。

二月初十上午巳时二刻的时候(上午九点半),刑部衙门的中门突然被打开了。中门只有重要人物进衙的时候,才能够打开,这个重要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丁宝桢。

丁宝桢带着几十名戈什哈,自己打开中门冲了进来。那些戈什哈,一个个着戎装挎佩刀,横眉立目,雄纠纠的走在刑部大院里。刑部里的京官们哪儿见过这阵势,不但不敢拦着,就是问也不敢问一声。

早有人报了两位尚书,皂保一听丁宝桢又来了,急忙道:“这孙猴子又来捣乱,三十六计走为上,还是不招惹他的好。”拨了腿就从后门溜了。

桑春荣也不含糊,知道自己腿脚慢,不能象皂保那样溜的快,急忙叫了一个随从,往他背上一趴,说声快走,也跑了。

丁宝桢本是向两位尚书施压,让他们重审翻案的,但还是让这两个人溜走了。只好转回头来对着刑部官员一个个点着名字大声斥骂。剩下刑部大小官员,没有一个人说话,更不敢与他争辩,只闷声挨着骂。

丁宝桢正骂在兴头上,突然有人道:“丁大人,刑部是奉旨提审勘验,是非出入自有‘圣裁’,您来刑部这么这么做是代表当今皇上么?”

丁宝桢吃了这么一句话,竟噎住了,回头看,见是刑部侍郎袁保恒,就是前文提到的袁世凯的堂叔。

丁宝桢恨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与我顶嘴?我看承办此案各级官员并无不是,不应给予任何处分,主犯仍应按照原拟罪名处决。袁保恒,你吃了杨家多少银子,倒为杨家说话?”

这时几名戈什哈已经围了上来,手扶佩刀,紧盯着袁保恒。刑部各官都为袁保恒捏着一把汗,生怕他一句话说错,便在刑部院里被狠揍一顿。

袁保恒面不改色道:“丁大人,我再说一遍,刑部是奉旨提审勘验。此系刑部职权,并非是外官可以轻易干预的。如果您非要认为刑部做的不对,请与我一同到老佛爷那边说理。下官甘愿奉陪。”

丁宝桢听袁保恒把慈禧都抬了出来,又是一个愣神,心知这个人不好惹,点点头道:“好,既然你口口声声是奉旨。你就等着再奉旨重审吧。”说罢,悻悻而去。

丁宝桢并未能使刑部的天平倾向于两湖派,但另一个人却做到了。

丁宝桢大闹刑部衙门的当天晚上,一辆马车悄然停在皂保府前的黑漆大门外,一个人快步走出马车,走到府门口,递上禀贴。守门的门丁见上面有浙江巡抚杨昌睿的名字,急忙将来人请进门房少歇,另有人将禀贴递了进去。

皂保正在鸦片榻上吞云吐雾,一左一右立着两个女婢侍候着,听说来人是浙江杨昌睿派来的密使,急忙坐起身,叫人请到后院书房内,又接过女婢手中的毛巾揩了脸,穿衣整容,走了出去。

皂保方坐到书房内不久,那个人已经被引进来,见了面作揖道;“大人,我是奉了浙江巡抚杨大人之命,特从浙江策马星夜赶来,有要事相告。”

皂保是久经官场的人了,晓得他们是为了什么事,轻轻笑道:“这里没有外人,有事尽管讲来。”

那人道:“杨大人特地嘱托小的,知道您是刑部德高望重的大臣。所以杨乃武一案,还万望您能从中卫护,疏通关节。”

皂保听此人说的直接,不由得谨慎起来,道:“名贴上写着你叫做章抡香。我与杨昌睿也是有些交情的,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幕府之中有这个名字啊?如果说是新来的,这种机密之事,又岂能用你?”

章抡香笑道:“实不相瞒。小的原是杭州知府陈鲁的首席刑名师爷,与杨大人向来亦是惯熟的。同治十三年,杨大人跟前的师爷杨同瑞辞了馆,杨大人就问陈知府把我要了过去。因为时日不长,所以您不认得。”

“噢,是这么回事。”

“大司寇是本朝的功臣世胄,刑部的大权都捏在你老手中,你老只要不出面参革,谅他人也无可奈何。”章抡香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张银票,轻轻放到皂保面前。

皂保一看,是源丰票号的十万两银票,他不动声色的收到袖中,笑道:“目前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杨昌睿无论是带兵沙场还是为政一方都是有些本事的。况且他当初与左宗裳左大人共同办理军务,剿灭长毛有功,并成为生死之交。就是看在左大人的面子上,我也要想法为之圆转。”

“谢大人,万望大人疏通开恩,事成之后,我们杨大人还要来京面谢。”

第二十五章

刑部尚书皂保转向两湖派,使案子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将勘题拟奏全部改过,虽然验尸结果和判椟供状没有办法改动,但题奏用词却用心进行了修饰。其中,将“诱勒具结,罗织成狱”改为“虽系捏报,却属无心”;将“捏报擦洗银针”和“涂改尸状”改为“任听仵作草率相验”;将“非刑逼供、有违律法”改为“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等。

不仅如此,又以关系朝廷的面子为由,只字不提各级官吏行贿受贿之事;杨乃武刑伤过重,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却说刑伤业已平复,并无伤筋折骨之情;又将有关刘锡彤之子刘子和的事全部隐去不报;对巡抚杨昌睿、钦差胡瑞澜也未提出参革。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日,这封经过修改的奏疏终于递了上去。皂保原以为按着他的奏疏,杨乃武案应当是马虎了事,涉案各官受到的处罚也不会过重。特别是杨昌睿,顶多也就是个革职留任罢了。但他没有想到,在两湖派频频行动的时候,浙江派也在谋划着最有力的一击。

醇亲王奕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下了一剂猛药。

二月十一日,天晴日朗,春风和畅,万里无云。刚刚散了早朝,左都御史广寿见时辰尚早,天气又好,便将自己的绿呢大轿打发了回去,带了几个从人一路步行向草帽儿胡同走去,打算找毓庆宫授读夏同善喝酒。刚走了一里多地,便有一顶蓝呢大轿从后面追过来。快到时落了轿,从里面钻出一个人,一边追一边喊:“广寿大人留步。”

广寿回头看,见那人黑瘦脸,戴着暖帽,水晶顶戴熠熠闪烁,八蟒五爪袍子外套白鹇补服。正是刑部郎中浙江司郎中翁曾桂。翁曾桂紧跑了几步赶上广寿,顾不得行礼便悄声道:“不好了广大人,皂保不知怎的改了判语,重写了题奏,昨日已交到军机处。幸亏我叔父知道的早,他让我立刻找到您想办法。”

广寿也是吃了一惊,道:“皂保怎么站到丁宝桢那边去了?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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