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8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是从当时实际出发作出的最大妥协方案：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张闻天在电报中称中共中央为“北局”，也颇耐人寻味。
但软中同样有硬：“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
1月24日，张浩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对于长期偏于西南一隅、消息不灵的张国焘来说，张浩这封电报的影响是重大的。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崩塌。
1月27日，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条件是双方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领导机构“最好在白区”；条件不允许则“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说“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中央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
他现在的坚持不再是向中央进攻，而是思虑怎样安全地从原来立场撤退了。
张国焘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大和自信。从自立中央那一天起，他心里就在打鼓。所以虽然挂起了伪中央的招牌，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宣布；他后来在香港写回忆录时说：“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所以不敢把事情做绝。
他还存有最后一点儿自信。他还没有被川军彻底挤出去。
这点最后的自信也很快被蒋介石和刘湘拿走了。
蒋介石方面，1935年11月下旬，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及参谋长贺国光来到邛崃，二人向刘湘提出一个在最短时间完全歼灭四方面军部队的“进剿方略”。
刘湘不采纳这个倾尽全力、一口将红军吞掉的“方略”。他仍然奉行自己的方针：摆开阵势，扎稳阵脚，既要用硬打把红军送走，又不作围歼打算，以避免过度对消。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但决不强求所谓“最短期间”的速战速决。
刘湘下令向红军发起总攻。虽然展开了主力，但未齐头并进。经过多次战斗，各部小有进展。时当岁暮天寒，高山积雪甚深，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于12月中旬逼进天台山、伍家垭口后，亦未继续再进。双方在对峙中形成冬眠状态。
1936年2月初战局重开，形势发生对四方面军更加不利的变化。刘湘还算客气，仍然只是一线平推，作驱赶式前进。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是不利的。
至此，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四方面军兵力也由八万多人减至四万余人。
恰在此时接中央来电，就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提出三个方案：
一、北上陕甘；二、就地发展；三、南下，甚至转向云贵川。
来电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皆赞成第一方案。
张国焘第一次处于孤立状态。他见电报中有“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语句，也只得同意了北上方案。
这里特别应该一提的是陈昌浩。
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主要支柱，张国焘对他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徐向前。陈昌浩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对指挥作战却颇为热衷。虽然军事素养并非很强，指挥作战却果断勇猛，主动性、进取性皆佳。参与军事工作时间不久，即练就了不弱的领导能力。
陈昌浩也是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他脾气急躁，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对立分歧之中，是最为激动、也是说过头话最多的人之一。1935年12月28日，在南下训令中他说：“我们占有广大的而便于发展的地区，使敌人无法四面封锁我们；人粮补充有法，使敌人无法围歼我们；地区依托甚好，使我们能集中大量兵力来进攻敌人”；“苏维埃的四川、苏维埃的中国为期不远，只在我们决死去争取！”
但苏维埃的四川越来越远。
在南下政策受挫的事实面前，他开始动摇。特别是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出现，一封接一封发电，在莫斯科学习过的陈昌浩开始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陈昌浩的态度发生动摇，最令张国焘不安。
3月15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的打击”。
死不认错的人，总是把别人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
连陈昌浩都开始动摇了，张国焘想象中的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吗？
这时出现了推动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因素：二、六军团北上。
1935年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湖南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决定为保存有生力量，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到外线寻求建立新的根据地。
二、六军团一万七千余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下，开始长征。
他们并不知道最后一直要走到陕北。所以占领黔滇交界的贫孔山区后，就停留下来，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根据地。
朱德与张国焘联名致电二、六军团，要求他们于3月底涨水前设法渡过金沙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
朱德后来回忆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待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尚未弥合，二、六军团加入上来，态度将怎样、立场会如何，成为一个最大的疑问。
对天平上这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将放到哪一边，哪一边都没有太大把握。
张国焘想让二、六军团北上，但又怕二、六军团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
中共中央最初也不想让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
所以有党史中很少提到的张浩4月1日电：“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张浩的个人意见。如果二、六军团被张国焘拉过去，后果的确难以设想。
因为与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掌握在张国焘手里，中共中央为得到这一密码，也费尽了力气。几次要求张国焘将密码告知，均被拒绝。
1936年1月21日，周恩来致电张国焘：“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张国焘2月9日回电：“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可以完全帮助他，勿念。”“对二、六军大的行动方向上有何指示，请直发我处转去。”
5月18日，张浩、周恩来再次提出“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张国焘干脆不予理睬。
中央长期与二、六军团失去联系、这一联系又被张国焘独自把持，中央既不了解二、六军团现状，又不知道张国焘对二、六军团都说了些什么，所以曾担心两支部队会合后，会不会又增强了张国焘的力量。
情况再次变得复杂。就二、六军团先与四方面军会师这个问题来说，唯朱德显得比张国焘和毛泽东心里都更有底。
他后来对二方面军同志说：“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这里阴错阳差，把团结搞起来了”；“我和刘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们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朱德确实言中了。
在这个问题上，总司令是十分自信的。他相信能够通过做工作，把二、六军团这股力量拉过来。
张浩那封“坚决不能同意”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最大之不足，便是没有考虑到、或没有充分考虑到朱德、刘伯承对二、六军团的影响。
因为的确要充分考虑到张国焘的煽动能量。
当初凯丰大段引用导师话语、以一篇《列宁论联邦》反驳张国焘时，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几个莫斯科毕业的中央领导者划出去了。这方面，张国焘确实是老手。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他会不会也用同样的手段？会不会把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简化和煽动为中国革命中“土”与“洋”的分歧呢？
应该承认当时条件下，这是一发分量不轻的炮弹。
果然，两军前锋刚刚会合，张国焘就派出“工作团”，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单独北上是逃跑等舆论。
当时一些具体情况，今天已经不可能知其详了；但从一些回忆中，仍能看出斗争的复杂与尖锐。
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
萧克参加过南昌起义、参加过湘南起义，是参与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老资格人物之一。这样的同志对张国焘追随者的宣传尚一时不能分清，可见那种宣传的煽动性还是相当强的。
不仅萧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长期跟随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听到旁边有人说张国焘路线不对时，也反驳说：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
林彪说话时还拍了桌子，把桌上的盘子也打翻了。
张国焘的影响能力与煽动能力，绝非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低能。
所以更可见朱德苦口婆心工作的可贵。
为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又同六军团政委王震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王震回忆说：“在甘孜休息时，张（国焘）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与朱德谈完话后，王震明白了要同张国焘斗争。
二军团上来后，朱德、刘伯承又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秉烛长谈，告之一年来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朱德回忆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假若没有在红军中有巨大影响力、并及时通报情况且苦口婆心做工作的朱德，情况又会怎样呢？
若无留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张浩的担心、中共中央的担心，就很有了几分道理。各路红军达成统一起码需要更多的时间、遭受更大的损失、走更长的弯路。
而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各种矛盾趋于沸腾、新的战争形势和革命形式已迫在眉睫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还能掌握多少机动时间呢？
幸亏历史不是假设。
毛泽东并非对二、六军团不了解，尤其是对贺龙。
通过两把菜刀闹革命，毛泽东很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贺龙。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八千余人编为1个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但不足20天，部队就垮了一大片，只剩下几百号人。
大量减员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所致，尤其是领导干部领头逃跑。
师长余洒度借口到省委汇报，首先离队。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编为一个师，师长跑掉了。编为一个团，团长又要逃。不仅仅团长，还有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都要逃。
余洒度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复兴社重要成员。1934年因贩卖吗啡，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陈浩、徐恕、韩昌剑，则被工农革命军处决。
一支四面受敌的起义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领导干部又带头叛逃，拿什么来鼓舞士气呢？
毛泽东想起了贺龙。
9月29日三湾改编时，毛泽东说，我们不要怕失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失败的。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