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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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的世界中去，寻找自己写在纸面上那些辉煌的数字和代表这些数字的仍在舍身奋斗者，派谁去为好呢？
“经过慎重考虑”，他们选定了张浩。
张浩又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来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之前，在东北坐了一年多日本人的监狱。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在党内有“钢人”之称。相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为赶紧找人营救自己，不惜暴露党内同志的地址，一出狱就挨了党内警告处分。与“钢人”相比，泥人而已。
如此任务，非“钢人”莫属。
张浩领受任务后，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跨越沙漠经由内蒙古，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地区——定边。这时长征的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从定边开始，边区赤卫队一直把张浩送到了根据地瓦窑堡。
在瓦窑堡见到张闻天、邓发、李维汉，张浩才知道出了两个党中央：
一个是瓦窑堡的中共中央。
一个是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的伪中央。
工农红军分裂了。
第十四章 福兮祸所倚
工农红军战史中最兴奋的会师，却演化为最严重的分裂。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生命。阎锡山的讲话成了陕北有块根据地的通知。陕北根据地也搞起了肃反。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徐海东、刘志丹都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一、“张国焘是个实力派”
1935年6月2日，中革军委给夺占泸定桥的廖大珠等人授奖的同一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来电：已派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联系。
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中央红军8个月时间英勇奋战，先期望与二、六军团会合而不可得，遵义会议后将与四方面军会合作为战略目标，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终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中央红军上上下下心情之振奋是可以想见的。
6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的直接会合，开展新局面。
两个“一切”，将迫切之情溢于言表。6月12日，博古在《前进报》第一期发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连标题都能感觉到那颗兴奋搏动的心。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长期在各自根据地的战场作战，互相之间有电报联系，但主要指挥人员之间基本没有见过面。就是在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中名字也如雷贯耳的朱德总司令，见过他的四方面军干部也不多。像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这样在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中都任过高级职务的指挥员，实在是寥寥无几。
没见过面，不曾相识，并不妨碍红军阶级兄弟之间火热的感情。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来自远方的阶级兄弟表达他们千言万语的亲情。
两位开路先锋——中央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用枪声和号声开始了他们的联络；两位总指挥——中央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用石块和箩筐完成了他们的相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快下到山脚，突然响起枪声。团长王开湘从望远镜中发现前面村庄周围有部队。试着用号音联络，对方回答了，但仍然听不出敌我，王开湘命令部队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
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忽然，山风前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正在半信半疑，一个侦察员飞奔回来，他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呀！’”
8个月征战，万余里行程，中央红军前面不是险峻的高山大河，就是重重堵击的敌人。这回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自己人！两支部队发出山谷共鸣的欢呼，加上这些钢铁汉子夺眶而出的热泪，其中所含意之切，情之深，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
那位当年飞奔报信的侦察员早已不在了，发自肺腑的真诚呼喊却被岁月像年轮一样铭刻下来。当你翻到1961年版的《星火燎原》第三集第165页之时，那声音仍是山谷间永不消逝的共鸣，一波一波在你心头震荡。
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二师四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三十军也是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八十八师也是主力中的主力。工农红军的两支头等主力部队热情相聚！四团团长王开湘与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王开湘34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前后接替耿飚为四团团长，一路先锋一路烈火，以行动快速和决心果断为特点，使红四团威上加威。
熊厚发刚刚21岁，也是四方面军中的一员猛将。他17岁任营长，19岁当团长，20岁就是主力师的师长了。四方面军中的历次主要战斗无役不与，年纪轻轻就成为四方面军中的著名将领。
晚上会师部队联欢，篝火映红了天空。战士们互相拉着对方的手就不想松开，四川民歌与兴国山歌响在一起。
这一夜环境的舒适对中央红军来说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躺在四方面军战友准备的床铺上，王开湘失眠了。他与政委杨成武谈了一夜。谈走过来的千难万险，谈将来的美好远景……
王开湘没能看到将来。4个月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他突患伤寒。11月上旬在罗汉川红军医院，因不堪忍受病痛，这位长征先锋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熊厚发也没能看到。1937年3月在西路军最后的战斗中，他负伤被俘，被马步芳用大炮轰死在青海西宁。
王开湘与熊厚发是两支红军部队的一线战将，彭德怀与徐向前则是这两支红军部队的主要指挥。7月6日，徐向前率十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途中接到彭德怀的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迎接四方面军。徐向前异常高兴，立即发报约彭德怀到维古河渡口会面。
维古河宽约二三十米，是岷江的支流之一，水深流急，水寒刺骨，虽7月也难以徒涉。平素人来人往，就靠铁索桥。
徐向前走到渡口才知道，铁索桥已被破坏。要渡河比登天还难。
1991年11月出版的《徐向前传》，详细描写了两位红军指挥员难忘的会见：
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势，接着扔过一块小石头来。石头上用小绳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徐向前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德怀得知是徐向前在对岸，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他亲切致意。
当天，通信部队在河面拉起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第一次通了话，互相问候，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叫亦念的地点相见。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近正午；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等那老乡过河来，自己也像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上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等他到达终点跳出筐子，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这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用石块和箩筐完成了情真意切的首次会面。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会见，还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会见。
为两军会合，毛泽东亲自为一军团定了三条标语：
一、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二、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三、欢迎张主席！
毛主席欢迎张主席，张主席也给毛主席发来热情洋溢的电报：“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到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毛泽东、张国焘，都是著名的红军领导人，都在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名单里名列前列。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两人都敢于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都是具有领袖才能的人物。
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赶到三里路外的欢迎会场远迎。张国焘回忆说：“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
有回忆说那天还下着雨。那么毛泽东和政治局诸委员就都是立在雨中等候了。
迎候在四方面军中享有最高权威的张主席。
这是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如此之远，去欢迎党内另一位领导人物。
张国焘好不风光。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坐担架的习惯不同，他骑着一匹白色高头大马，在十余名骑兵卫士的簇拥下，由远而近疾驰而来。
见政治局全体站在路边肃立迎候，他立即下马，跑上前去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他回忆说。
他还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
他与毛泽东早就相识。
1918年8月，毛泽东首次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基本是个临时工的角色。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副主席的张国焘。”
这种相遇并不是平等的。毛泽东当时正在争取旁听生的地位，而张国焘不但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学生，而且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间都是激进同学的聚集中心。
这种时候，毛泽东却在下班的图书馆内打扫房间、整理书架，归拢报纸期刊。
毛泽东对每一位在登记本上签名的读者都仔细辨认过。那些来去匆匆的读者，却几乎无一人在脑海中留下这个管期刊的临时工的姓名和面容。
他后来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张国焘也是无时间与这个期刊管理员交谈的人之一。他对毛泽东最早的记忆不是来自身边的北大图书馆，而是来自后来长沙那份全国出名的《湘江评论》。
这份刊物是毛泽东从北京回去后主编的，在南方影响很大。政治上极其敏锐的张国焘虽然立即感觉到了几千里外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所显示的能量，却错过了在北大与毛泽东的会面与交谈。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张国焘同样具有很大优势。“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成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他回忆说“我被推为会议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
